依照阿爾都塞的觀點，從抽象到具體的運動在黑格爾的辯證法看來隻不過是“概念的自動發生”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斷定：“‘條件’對於黑格爾來說並不是真正存在的，因為，在簡單性發展為複雜性的掩蓋下，他處理的總是純粹的內在性，這種內在性的外在性隻不過是內在性的現象。”②
用資本的辯證法——它隻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分析層次——來檢驗上述論斷(用黑格爾的《邏輯學》也一樣),就會發現它們都不很精確。“概念的自動發生”並沒有把握住概念的所作所為，它的所作所為和資本的狡計有著密切聯係，通過資本辯證法從“思維—抽象”到“思維一具體”的運動，資本的狡計克服了使用價值的障礙，而且在從純粹資本主義理論這個抽象層次進入資本主義曆史軌跡理論這個具體層次的運動中，“概念的自動發生”也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換句話說，概念從來就不能把握曆史的複雜性，因此概念的純粹內在性從來都不能把外在性還原為它的現象。如果把外在性還原為內在性的現象，就會產生最臭名昭著的、片麵的經濟決定論。舉例來說，在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資本對一般差異(使用價值)漠不關心。因此，在抽象中，資本隻是在剝削同質的人類勞動力，而對其膚色、性別、宗教、政治、年齡、種族或性取向都是不聞不問的。同時，我們知道，舉例來說，在曆史中，資本對待女性和男性一般而言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嚴格說來，這裏的原因並不能僅僅歸於資本的邏輯。因此，如果我們在理解曆史的時候把曆史還原為資本邏輯的直接功能，我們就不能充分理解資本的父權製。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從純粹資本主義理論的嚴密邏輯(純粹內在性)進入混沌的資本主義曆史，或者換句話說是，如何使用這個邏輯說明我們理解了那段曆史，而又不會誇大或貶低資本的邏輯在特定曆史結果中的作用。因為資本的物化力量還不足夠強大，依靠其自身並不足以在曆史這個層次上確立起透明的純粹內在性，因此，假定曆史這個層次上的外在性隻是純粹內在性的現象就是愚蠢的。簡言之，為了發展資本邏輯的理論，我們假定了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社會，它完全被商品經濟的邏輯支配，或者換句話說，是被自我規範的市場支配的，這市場包含著商品、貨幣和資本的循環。然而，這個假定並不是任意的，因為它得到了在曆史中發生的“真實的抽象”的支持，這曆史是交換過程和勞動過程擴大的結果，而交換過程和勞動過程越來越服從純粹量的考慮，它是自我抽象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