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一個很核心的難題，這個難題是資本的內在邏輯的經濟必然性和偶然因素之無窮無盡的自發性之間的緊張關係。近些年來，偶然性處於優勢地位，在拉克勞(Laclau)和墨菲②(Mouffe)那樣的後結構主義思想家那裏更是如此，他們把盧森堡(Luxemburg)、索雷爾(Sorel)和葛蘭西視為自己霸權概念的重要先驅，他們錯誤地相信霸權概念解決了必然性一偶然性的二元論。對於他們而言，社會是話語總體相互作用的開放過程。在這個總體中，各個要素的身份都是關係性的，是由它們和這個總體中的其他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的，而且每一個總體和其他總體也都有某種關係，每一個總體都在不停地顛覆其他總體的確定身份。如此一來，資本必然是一個話語總體，資本的理論也不可能具有經濟上的必然性，因為對於拉克勞和墨菲來說，經濟直接就是政治，政治的特征就在於極端的偶然性。更重要的是，他們斷定“必然性隻是限製偶然性的片麵努力”,而且“偶然隻存在於必然之中”①。因而，資本和任何其他話語總體一樣，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它包含著被偶然性徹底滲透而又被偶然性顛覆的必然性，其中偶然性還是受必然性製約的。但是對於一個深刻的、一直存在的哲學緊張關係來說，這並不是一個讓人非常滿意的解答。答案要有意義，“必然”和"偶然"就必須要言之有物，它們的身份至少要有某些區別，但是如果所有東西的身份最終都是無法確定的，如果它們對於彼此來說都是非常偶然的，那麽必然性就總是一種和偶然性相關的必然性，它們之間就很難有真實的差別。事實上，拉克勞和墨菲的理論在根本上預設了極端的偶然性和非決定性，這意味著所有的差別都是無關緊要的，甚至是不存在的。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性的結果：由於不夠重視身份同一性，這個對差異很敏感的理論最終徒勞無功，產生了同一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