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格拉底特別是柏拉圖之後，西方哲學開始表現出濃厚的超驗氣質。它否定常識生活的意義，否定人的感性經驗，表現在生存觀上則是靈肉二元論，人的生存被分割為肉體與靈魂，進而通過否定肉體價值的方式提升靈魂的存在意義。靈肉二元論的結果是一種超驗文化觀的生成，而人的生存之所以被看成一種實存物，實際上正是由這種超越文化觀確定了的。
超驗實存觀並不是理性的自我選擇，它的形成最初倒是與種種原始宗教的神秘主義有關。蘇格拉底受奧爾弗斯神秘教義以及畢達哥拉斯的禁欲主義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在哲學觀上他要實現的從自然哲學向人生哲學的轉換，具體就表現在確證脫離肉體的靈魂的絕對存在性。在他看來，對於神（唯一的神，即“至善”）的超驗性的體驗以及由此達到的靈魂的純潔才是哲學的根本目的。他本人所謂哲學家的職責即練習死亡，實際上就是指獲得對於永生的體驗和精神的迷醉狀態。“哲學家的職責恰恰在於使靈魂脫離肉體而獲得自由和獨立。”[52]“靈魂這個不可見的部分，離開肉體到了一個像它自己一樣實在、純粹及不可見的地方……或不可見的世界去謁見至善和至明之神。”[53]練習死亡看起來並不隻是理性的純潔，而是要實現死對生的絕對超越，或者說是通過這種無限的超越實現對生的有限性的肯定，這種超越不可能是理性的推導而就是生命的體驗形式。這種體驗注定是超驗的，因為它要求超越個人的肉體生命，否則就不可能達到麵對死亡的坦然與曠達，蘇格拉底對於死亡處之泰然的態度所反映的正是這種坦然與曠達。
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則進一步展開了蘇格拉底的超驗實存觀。不過具體理路看起來有差異。柏拉圖強調靈魂與肉體的分離以及靈魂的絕對超越性，亞裏士多德則試圖將目的論貫注進自然主義的生命理論中，但是對於生存根據的理解，仍然是柏拉圖的超驗立場。在柏拉圖看來，“生存”作為一種肉體事實無疑是存在於“可見世界”或“感性”之中的，但“可見世界”與“感性”卻是虛假的或不可靠的，隻有“可知世界”或“理性”才是真實可靠的；人的生存不過是人的靈魂對其肉體存在的不斷超越和否定的過程。生存是非存在的，是實存的現實性，它雖“生存”並存身於“可見世界”及“感性”之中，但其根據或意義卻在“可知世界”與“理性”之中。亞裏士多德雖然關注人的自然生命，卻把人的生存的根據、把全知全能的生命價值（“至善”）賦予了絕對超越者。“生命固亦屬於神。生命本為理性之實現，而為此實現者惟神；神之自性實現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因此，我們說神是一個至善而永生的實是，所以生命與無盡延續以至於永恒的時空悉屬於神；這就是神。”[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