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義實存觀大體經曆了自然生命論、自然神論、折中主義、近代自然主義及近代人本主義四個階段，前後觀點變化較大。自然生命論關注的是生命的自然生長變化，強調人的生命與自然物的自在關聯，人生命的根源被自然而然地歸於自然物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動過程。自然神論則通過圖騰崇拜等宗教活動將人的生命擬神化。實際上，自然生命論與自然神論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並不存在從自然生命論到自然神論的過渡。折中主義生命觀則傾向於在肯定自然主義實存觀的前提下融合了一定的超驗實存觀的內容。近代自然主義實存觀基本上是一種機械論式的生命觀，而近代人本主義實存觀的核心是以物化的實存觀對抗神化的實存觀。從總體上看，自然主義實存觀大多強調人生存的自然本性及動物本性，強調應從人與自然的直接關聯思考人的問題，主張以萬物存在為根據確立人的生存。
自然主義實存觀最初源於伊奧尼亞的自然生命理論，事實上，伊奧尼亞唯物主義的自然生命理論中已經包含了自然神論。人們對包括人的生命在內的萬物生命的驚訝與敬畏本身就生成了原初的神聖意識。早期自然主義實存觀就是典型的自然神論。愛利亞學派的辯證法，特別是在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存在論的倫理學化以後，這樣一種自然主義實存觀逐漸融入超驗實存觀的因素。如前所述，在亞裏士多德的自然哲學及生命理論中，起根本作用的還是其超驗的目的論，構成其“天上世界”所謂“以太”的根本特性就是不可經驗性。在其宇宙論中，他直接提出作為“第一推動力”的“神”才是生命的根本所在。但盡管如此，自然主義實存觀並沒有完全混同於超驗實存觀，而是形成自己具有獨立意義與價值的傳統。隨著古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神學成為西方的主導文化傳統，自然主義實存觀又帶上了極其明顯的折中性。斯多亞學派則把這種折中性發揮到極致：“我們個人的本性都是普遍本性的一部分”，甚至“除了共同本性以外不承認有任何別的本性”[62]。在此前提下，“順應本性而生存”實際上就是順應普遍本性，這裏的普遍本性（自然）也就是至善，即超驗的神性。就像亞裏士多德是從其個別中推導出一般一樣，斯多亞學派實際上是利用自然主義實存觀從而釋證了超驗實存觀，不過其立場仍然還是自然主義實存觀，確立普遍本性的意義就在於肯定個體生命本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