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驗實存觀與自然主義實存觀構成了傳統哲學的兩種主要的實存觀念。超驗實存觀表征著有神論傳統，而自然主義實存觀則體現著無神論傳統。二者對於人生存的根據和意義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在對於人生存的思維設定上卻又是相通的。兩者都是基於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人的生存成了一種對象客體，不僅如此，當人的生存被看成對象客體時，生存的根據卻被抽掉了。胡塞爾對實證主義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也適應於對傳統哲學實存觀的批判：“如果人成了一個‘形而上學的’或特殊的哲學問題，那麽人在這個問題中是作為一個理性的生物；如果人的曆史成了一個‘形而上學的’或特殊哲學的問題，那麽它所涉及的就必定是曆史中的意義和理性。”[78]從很大程度上說，超驗的實存與自然主義的實存都是出於形而上學設計的需要，在此意義上，人作為自然的實存物，倒反映了形而上學的一種本質性規定：人是形而上學的生物，如同海德格爾所說，在形而上學中，人作為“一切存在者都表現為勞動的材料”[79]。超驗實存觀與自然主義實存觀都是基於對人的形而上學設計的需要，而在這一過程中，形而上學也逐漸離棄了它的深刻的生活基礎。在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剖析兩種實存觀的症結。
第一，兩種實存觀都是基於抽象的、形上的存在論假定。超驗實存觀的前提就是抽象的存在論設證，其實自然主義實存觀撇開人的感性而對自然本身的抽象、對人的生存的生物學性規定以及理性主義的致思路向，同樣也是出於抽象形而上學的路向。而且，正是在抽象的形而上學設定中，兩種實存觀是相通的。一方麵，超驗實存觀從目的論的層麵上規定著自然主義實存觀，自然主義實存觀反映了人對於自身生存的有限的解釋，但這種解釋不可能達到整體的自足性，也就是說，它隻能用來解釋世界觀，而且是撇開了人自身生活的外部世界觀，至於對自身生命意義的解釋與建構，自然主義實存觀其實是直接或間接地訴諸超驗實存觀的。換句話說，當自然主義實存觀僅僅隻是在知性意義上確證人生存的生物本性時，實際上又把生命的目的性問題交給了超驗的上帝。人通過知性的方式設定超驗者的存在，看來並不是理性的預置，而是人的理性活動自身的悖論性結果。人的實存是為了確保上帝存在的絕對性，因而在傳統存在論的意義上，正如有神論是高於無神論，超驗實存觀其實是優越於自然主義實存觀的。但是，超驗實存觀表現的隻不過是超出於現世生命活動的神的存在觀念，神的存在占據著純粹的精神向度和曆史向度，人的生命世界把神的存在作為唯一的信仰，而這本身又是以否定生命世界的超越性為前提的。而且，活生生的人的生存活動還被還原為某種與自然萬物無異的生命實存物。本來活生生的生命世界，由此成為缺乏生命表現力的灰色世界，而超驗實存觀與自然主義實存觀的對立，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這一灰色世界的理論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