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概念的興起可以看成當代人總體性異化的一種理論回應。不過，作為一種理論自覺，這一回應並非始於當代，而是已經醞釀於近代思想中。
對近代人而言，宗教的解答與內在論唯心主義都已漸漸失去解釋效應。與之相應，自然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直接構成世界及其存在。但是，近代意義上的自然絕非自在的自然界，而是基於某種機械進化論呈現出來的自然，是科學化的自然。然而，由於“機械進化論要求把人完全同化於自然，同化於毫無內在的聚合原則、不具備自身自發性的自然”[19]，這種自然又不屬於人化世界中的自然，而僅僅隻是某種外在的、可以通過科學去發現和認識的客觀規定性。而它之所以被賦予客觀性，一方麵是因為自然本身作為認知對象具有客體性，另一方麵又是因為自然作為事實性存在是優先於作為主體的人的，並且在此意義上也否定了人作為主體的意義優先性。事實上，表征著人生存的特殊性的心靈、經驗、感性等都被鎖定在自然條件之內，自然客體性以其鐵的規律性侵入人生存的感性領域，一切都被納入一種自然主義的解釋框架之中。自然通過一種認識論上的客體性從而承擔著一種存在論意義上的本體功能，但認識論模式中的自然恰恰又是一個介於感性與超驗性之間的知性範疇，這樣一種範疇當然是難以承擔起本體論功能的。
從思想史上看，近代意義上的自然並沒有起到替代宗教或唯靈論從而成為人的精神支柱的作用。當康德在強調人為自然立法這一認識論轉向主題時，一方麵確定了自然人化觀念，另一方麵也因為強化了人在世界中的主體地位進而潛存著一種片麵的自然觀念。康德在現象界中討論自然問題並不關涉生存論，在這個意義上自然的生存論意義並沒有得到深入思考，而且當康德把存在論與生存論問題集中於實踐領域時，自然被直接剝奪了存在論與生存論意蘊。在康德之後的自然觀一方麵缺乏基本的生存論指向性，對存在論也同樣不予深究，另一方麵則把對世界的科學化解釋看成對世界意義的全部解釋。這種傾向本身就是整個19世紀思想的主導傾向，而且在20世紀的科學主義思潮中得到了更為全麵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