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貝爾斯曾將古代哲學、近代哲學以及當代哲學的起點歸結為三種情感狀態：驚訝、懷疑、震驚。這三種情感狀態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三個不同時代哲學的典範形態：存在論的、認識論的和生存論的。古代哲學源於驚訝，如同兒童般的天真。古代人對於變化多端的外部世界總是充滿著驚異與好奇，並癡迷於對外部世界的探索與求解。對他們而言，弄清了自然世界的奧秘，也就打開了生命的奧秘。而且，世界本身必然是有其內在秩序的，弄清其內在秩序，也給人自身提供了一個可以沉浸於生活現實的理由。因此，古代哲學總是力圖追究這一世界的源初構成，並將由這種追究產生的對世界內在秩序的追求轉換為對某種純存在的確證，這就是存在論。近代哲學不再停留於驚異與癡迷狀態，而且由於存在論的構建從理論上已經形成了一種與人自身的生存逐漸疏離的超驗傳統，因而人開始追問存在論建構與存在者的認識活動的關係。近代哲學並不懷疑超驗者的絕對存在，但卻懷疑自身與世界溝通的可能性，並且懷疑自身何以具有關於存在的知識。懷疑的起點則是笛卡爾的“我思”，確立在“我思”之上，哲學逐漸完成了由存在論哲學形態向表達了存在論內容與功能的認識論哲學形態的轉換。可見，懷疑確立的是自我意識及其知性確定性，而自我意識及其知性確定性正是人之所以能夠麵對整個對象世界的基點。然而，一旦意識到人首先不是以自我意識，而是以生存著的個體麵對整個對象世界，因而對象世界對人說來就是人生存於其間的周圍世界時，人必然會伴隨著生存的迷茫與求解。這種迷茫與求解源於生存的震驚：人竟然活著？！生存的震驚可能意味著感性的複蘇，但這種複蘇注定難以還原到哲學認識論之前的某種混沌狀態——盡管它必定隻是人實現生存自覺的一個維度——生存的震驚更多地反映了當代人自身生存境遇的迷茫，是對自己建立起來的理性的懷疑與困惑：麵對當下的生存境遇，已經建立起來並且從理論上看似十分完滿的理性形式仍然是不可信的，甚至於是十分孱弱的。但是，震驚畢竟不是絕望，它還隱含著一種對生存主體、對曆史以及對人的理性能力的深切關注與期待，從這個意義上，它應當蘊含著並指向對人自身生存曆史性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