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興起的語言分析哲學運動對生存論哲學及生存理解起到了直接的引導作用，對個體生存觀也起到了一定的治療和校正作用，但依靠語言哲學並不能完全代替生存論哲學的努力。
應當說，在生存主義哲學之後，生存論哲學更主要的是融匯於語言學哲學的背景之中。當哲學家們在思考生存時，總是要求在語言所限定的範圍內展開。語言不僅標示著生存，而且語言本身就蘊含著生存的深度和意義，對語言的詞源學及用法的分析同時也就是對於生存論的結構分析。因此，在此意義上，語言分析哲學實際上是展開了一種可稱之為語言生存論的領域。
語言分析哲學大體有兩個主要背景，一個背景是歐洲大陸哲學，在這一背景中，生存的內涵與語言的曆史性相匯合；另一個背景是英美分析哲學，在這一背景中，生存通過與語用的結合表達為對生活形式的內在承諾。這裏不妨分別以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為代表闡發語言哲學對生存論的承轉意義。
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就已經明確認識到：“語言這一現象在此在的開展這一生存論建構中有其根源。語言的生存論存在論基礎就是話語。”[105]所謂話語既是關於某物的談論內容與方式，又是“解釋和描述的根據”[106]。生存與語言的源始關係在話語中呈現出來，“話語是此在的展開狀態的生存論建構，它對此在的生存具有組建作用。”[107]從這一意義而言，話語構成“生存之道”，但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並未特別明確地指出這一點。在那裏，話語倒是作為凸顯諸如傾聽與沉默等富於生存論意蘊的方式而被提出來的，而在所謂從此在存在論向語言存在論的轉向（kehre）之後，海德格爾實際上是要求穿過承載著生存之道的話語，而直接向曆史性的語言還原，並從這種還原性的追溯中尋求存在之道與生存之道。此在存在論也由此轉換為語言存在論。語言不僅是“存在之家”，也是“存在之在場之庇護”[108]。在海德格爾那裏，語言無疑具有存在論意義，隻有它才能“給出事物的本質”，我們不妨剖析海氏關於存在與語言關係的如下斷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