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存論哲學的人類性方向
到目前為止，我們隻是在西方哲學與文化背景及其影響範圍內探討生存論。這樣一種考察方法是必要的。從客觀上看，當代哲學的生存論努力，主要是在西方哲學與文化背景中展開的。而且，當代人類哲學思想主要是以西方哲學及文化思潮的演進為主流的。應當說，西方文化與哲學精神所固有的、不懈的反省與超越精神，在20世紀西方哲學與思想文化的演進中得到了更為淋漓盡致的表現，這種表現同時也是旨在回應一個劇烈動變的曆史時代。從這一意義上說，當代西方哲學與文化在整個人類文化係統中具有一定的示範意義，而在時代意識上，當代西方生存論哲學本身也蘊含著一種人類性意義。但是，生存論畢竟不隻是西方哲學與文化的“內部事務”，本質上應當與生存的人類性方向相一致，但這必須要超越一種生存的西方視域。
西方哲學從其現代境況向後現代境況的轉移或後撤，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作為西方“內部事務”的存在論變革已經終結，但這裏表征的恰恰是西方哲學與文化的危機，而不是生存論哲學的使命已告終結。哲學的整體狀況與思想處境已經改變，透過存在論的轉變，我們可以發現一條全新的當代生存論哲學地平。但是，西方哲學的當代發展本身也陷入了一個尷尬境地。在西方固有的哲學傳統內，存在論變革無疑意味著西方哲學精神的終結，然而，包括生存論哲學在內，當代西方哲學並沒有生成一種能夠承擔這種傳統終結的新的樣式。不僅如此，一浪高過一浪的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潮流正在掣肘著西方精神傳統的自身轉換，生存論哲學見證並沉陷於這一轉換過程，並且在這樣一種複雜的過程中，生存的開顯、自我闡釋與自我解構差不多同時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