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論哲學的人類性方向，在文化意義上意味著向不同文化傳統的多樣性開放，這一方向曆史性地落實為一場意義深遠的人類文化事業，這就是，不同文化傳統在開放的、互動的環境中共同實現從地域性的、狹隘的文化向多樣性的、人類性的文化樣態的曆史性轉換。文化傳統的當代轉換從根本上取決於文化傳統的自我更新與超越。當然，反過來說，也隻有在真正理解了當代哲學的存在論變革的基礎上，不同文化傳統的當代轉換才是可能的、現實的和有曆史意義的。
對於當代西方哲學與文化對非西方文化傳統的當代轉型的意義，人們往往持一種消極的理解，似乎西方哲學與文化的強勢的政治效應一直在壓製著非西方哲學與文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當代非西方哲學與文化的走勢也存在著直接效法和認同西方的傾向，非西方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差異呈減少之勢。但是，如果考慮到當代西方哲學的存在論變革或生存論努力對西方哲學與文化傳統巨大的理論變革意義，以及與之相關的西方文化傳統的人類性變革方向，我們就可以看出，當代西方哲學與文化的人類性方向已經給非西方文化傳統的當代轉換留下了“位置”。從後現代對西方理性主義文化的徹底反叛以及對差異性的強調中，我們看到了西方當代哲學文化精神與非西方文化精神溝通的可能性與前景。
在後現代哲學的論域內，所謂生存論自覺活動從很大程度上說就是生存論回複，這表現在兩方麵：一是通過反叛西方哲學兩千年來的超驗的、理性的傳統向更具根源性的西方哲學與文化傳統回複，二是通過西方當代哲學的健康的人類學走向以及非西方哲學與文化的積極回應從而向非西方文化傳統回複。
西方哲學的生存論自覺活動始終追求著一種古希臘式的目標，這一目標既存在於古希臘人的生活方式中，也存在於古希臘人的語言中，存在於通過古希臘人的語言而被激活的古希臘人的生活方式中。古希臘人的生活方式是感性的、自然的，既簡捷明快而又充滿天真與夢幻，這是一種寧靜、從容不迫而又富於靈性的生活樣式，浸透著對生的達觀與知足。這種生活方式對於厭倦了人聲鼎沸、車馬喧囂、精神世界緊張焦慮且疲憊不堪的現代人而言，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而且這本身就是存在於現代人精神與心靈深處的體驗形式，這種體驗形式直接構成了當代哲學生存論的社會心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