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論的路向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後的。當強調此路向的回複意味時，實際上是要強調文化傳統的當代意義，也是對於當下過於急促的生存論進程及其問題的預警及可能的治療。這裏不妨在生存論的背景下討論中國文化當代轉型及其意義。
自近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日漸強化，在這一意義上，中國文化一直沒有免去“他者”角色。但是，恰恰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轉型就是以被動進而主動的方式擺脫“他者”的過程。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曆程更是通過選擇並接受西式的現代化社會發展理論實現中國文化之現代轉換過程。我們現在盡可以對這一轉換提出諸多反思（甚至做出種種曆史假設），可是都必須麵對一個曆史事實，那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已不再是一種刺激—反應模式，而是形成了一種具有自我調適機製並且具有很強張力的自主現代性。換句話說，中國文化正在生成一種能夠相容於現代社會生存的現代性生存模式。基於這一生存模式之上，正在完成文化傳統創造性轉換的當代中國文化本身就以一種參與者和建設者的身份積極地參與了全球性的現代性重建以及人類性的生存論自覺活動。中國現代性的生成本身與生存論的人類性方向是關聯在一起的。
所謂現代性即現代的規定性，而現代本身的複雜、流動性以及不斷延異的總體性及自我悖論性則使得對現代性的概念把握顯得十分困難。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把現代性區分為如下三個層層遞進的層麵：第一個層麵是條件性的，即能夠跳出前工業社會的物質性和製度性的生存基礎或條件，這是現代性的必備條件。但是，僅此還不夠，因而現代性的第二個層麵即是對上述條件的反思、審查與重建，包括現代性條件的自我理解活動。然後是第三個層麵的現代性，這就是在哲學理性重建的意義上提升人對自身超越性的生存實踐活動的理解，進而進行創造性的生存論建構活動。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標示著存在論在人類性和曆史性雙重意義上的建構活動。西方現代性的演進曆程，或許正是上述三個層麵的漸次展開。19世紀或早期資本主義時代的現代性屬於第一個層麵上的，大工業、市場經濟及其法治社會的建立、契約倫理的確立、資本主義製度的合法化，使得西方從整體上獲得了進入現代社會的生存條件。隨之而來的物化乃至異化狀況的加劇使西方文化精神漸次進入第二個層麵，20世紀中葉以來的西方現代性基本上都是在這一層麵展開的，但現代性的展開與積累同時也逐漸膨脹了總體性並且反過來消減現代性的自我反省與批判能力。後現代性就是在這一條件下形成的，後現代性看起來是現代性的替代性話語，但實際上隻不過是現代性的伴隨產物，因為它既沒有旨向也不可能做到超越現代性。當下西方的現代性基本上還隻是停留於第二個層麵的現代性，其症結就在於它無法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不乏建設性的互動與對話一方麵表現了當代西方文化仍試圖借助自我超越的傳統實現文化轉型的努力，恰恰是這種現代性的自我迷戀與後現代性的姿態性的反叛表明當代西方文化基於自我超越的傳統力量從而實現文化轉型已經陷入絕境。這與其說是理性上的原因，倒不如說是文化上的原因，也就是說，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當代文化並沒有儲備起能夠解釋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類文化轉型的文化理論。如果沒有非西方文化傳統，特別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參與，全球現代性的重建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是當代西方的現代性，本身也存在著一種通過融入非西方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從而實現從西式的現代性提升為全球現代性的曆史性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