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認為：根據《序言》所勾勒的輪廓，“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在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曆史觀’中扮演了基本的角色。他的進化圖景給我們展現了以類似模式重複自身的一係列發展階段：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導致與現存生產關係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終以社會的革命性轉變告終”[4]。《序言》的這一思路與其他一些著作如《形態》完全相同，即“馬克思將曆史進化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辯證法聯係在一起：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不再能夠為現存的生產關係所容納，從而導致了它們的變革”[5]。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曆史變遷的運動就存在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法中，就是說，“在每一特定社會類型的特定發展階段，生產力同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從而使得這些生產關係成了生產進一步擴展的障礙”[6]。
在此解釋框架下，馬克思提出兩個彼此相關的論點：一是強調物質生產的首要性，即“馬克思試圖把生產置於社會生活的所有其他因素之上”，確認“生產是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前提，是所有其他社會製度得以建立的必要基礎”。二是強調生產力的首要性，即“把生產力發展水平作為推動社會變遷的力量”，確認“生產力變化是社會轉型的主要媒介”。[7]
然而，在吉登斯看來，《形式》“所表明的觀點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辯證法存在著明顯的斷裂”[8]，物質生產的首要性和生產力的首要性在《形式》中並不成立。這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部落社會為何形成某種類型的發展條件而不是其他的類型這一點上，馬克思含糊其辭。但似乎很明顯，它們與生產力等諸如此類的東西不存在特定的關係。在把亞細亞社會與古代社會區別開來的時候，馬克思把後者看作是比前者‘更加積極的、曆史的生活’的結果，人口遷徙和戰爭是催生古代社會的因素。在論述日耳曼公社的形成的時候，馬克思再一次提及了這些因素。”[9]這就是說，《形式》所強調的並不是生產力，而是“人口遷徙”和“戰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