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唯物主義主張物質生產和生產力具有首要性，即“因為物質生產是維持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所以社會生產組織在解釋社會的存在和變遷方麵比任何其他製度形式都更為根本”。但吉登斯認為，無論從“事實”還是從“表麵”來看，這種觀點都“明顯站不住腳”。[15]就此，他進一步發揮道：“當馬克思以進化論的筆法進行寫作的時候，他似乎想要表達兩重意思：一是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變遷的基本動力；二是社會可以根據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劃分為若幹個‘階段’。”[16]並且，在人類社會所經曆的這些階段中，越是往前麵的階段追溯，生產力的水平就越是低下和落後。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以部落社會為例。吉登斯認為，決不能把部落社會的特點歸結為生產力落後，或者說從落後的生產力水平出發區分部落社會與其他社會類型。他說：“‘部落’社會或者‘原始’社會是一種相當廣泛的社會類型，從現在所能獲得的民族學研究資料來看，同屬於這一類型的社會之間通常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但同時情況也非常清楚，把所有這種類型的社會看作是一種‘糊口經濟’的觀點是錯誤的”，或者說，“認為狩獵社會和采集社會‘貧困’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是因為，“這一概念經常意味著其社會成員的平常生活長期處於物質稀缺的狀態或者受其威脅”。而事實上，“‘原始’社會如果沒有生產出某種剩餘產品，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因為它們的生產力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而是因為，“在絕大多數這類社會中，人們無須像現代工業勞動者那樣‘努力工作’。食物的搜尋僅僅是間歇性的而非長期性的，社會的日常節奏或者周期性活動更受儀式或者典禮因素的影響，而不是物質必然性的影響”。[17]這就是說，斷言原始社會的生產力落後、物質匱乏、剩餘不足，這是錯誤的。因為，即便說原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低下，那也並不是因為曆史規律使然，而是因為沒有生產擴張的壓力所致；不是人們“無法”努力的結果，而是人們“無須”努力的結果，因而並不具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