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吉登斯的上述觀點，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回應性意見。
其一，吉登斯對“財產關係”的認識不同於馬克思。在吉登斯那裏，配置性資源是一種“物質性資源”，體現了“人類對物質世界的支配”；而權威性資源則是一種“社會性資源”，體現了“人類對社會世界的支配”。配置性資源不僅包括“財產”，而且包括“資本/雇傭勞動”這種關係；權威性資源的範圍則更為廣泛，包括“領土”“傳統和血緣”“信息和書寫”等。[24]
與此不同，在《形式》中，馬克思強調“財產”與生產資料的聯係，“把這種財產歸結為對生產條件的關係”。至於“為什麽不是對消費條件的關係”，如何解釋個人的生產行為最初隻是“限於占有現成的、自然界本身業已為消費準備好的東西來再生產他自身的軀體”這一事實，馬克思給出三點理由：一是“即使在那些隻須找到、發現這些東西的地方，也很快就要求個人做出努力、付出勞動（如狩獵、捕魚、遊牧），要求主體生產出（也就是發展）某些能力。”就是說，任何消費資料的獲得，都需要進行生產勞動，哪怕是最簡單的生產勞動，從而也就需要具備起碼的生產資料。二是“人們可以取用現有的東西，而無須使用任何工具（工具本身已經是預定供生產之用的勞動產品），無須改變現有東西的形式（這種改變甚至在遊牧中就已發生了）等等的這樣一種狀態，是非常短暫的，在任何地方也不能被認為是事物的正常狀態，甚至也不能被認為是正常的原始狀態。”這就是說，依賴於現成的自然物品的消費，即使在原始社會也不可能成為社會生活的持久、正常狀態；以一定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生產，才是社會的存在和發展之根本。三是“原始的生產條件當然包括不經勞動而直接可以消費的物品，如果實、動物等等；所以說消費儲備本身就是原始生產儲備的一個組成部分。”[25]這就是說，從“社會儲備”的角度看，生產資料的儲備包含著消費資料的儲備，而不是相反。按照馬克思的邏輯，“財產”不過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表征的是一種“權利關係”，而實際的“權力關係”即生產關係則存在於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控製和支配關係當中。換言之，財產與“資本/雇傭勞動”這種關係，是同一種關係即生產關係的兩個方麵，而不是兩種東西。吉登斯卻將之一分為二，殊不知，在資本主義製度範圍內，離開了勞資關係，就不會有什麽財產。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