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提示我們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形態演進中“延續”與“斷裂”之間的關係問題。[23]
社會形態或生產方式演進中延續或連續的情況也有二：一是在同一國家、地區和民族內部，從低級到高級發展程度不同的生產方式的依次出現即延續。例如，封建生產方式在奴隸生產方式解體之後出現在同一國家、地區和民族內部。二是從世界曆史範圍來看，從低級到高級發展程度不同的生產方式在不同國家、地區和民族中的依次出現即延續。例如，一個國家、地區和民族的封建生產方式在另一個國家、地區和民族的奴隸生產方式解體之後出現。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在此過程中，“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曆史運動，一方麵表現為生產者從農奴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另一方麵，新被解放的人隻有在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製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因此，“工業資本家這些新權貴，不僅要排擠行會的手工業師傅，而且要排擠占有財富源泉的封建主。從這方麵來說，他們的興起是戰勝了封建勢力及其令人憤恨的特權的結果，也是戰勝了行會及其對生產的自由發展和人對人的自由剝削所加的束縛的結果”。[24]這就是生產方式的延續性，這種延續性既可以存在於同一國家、地區和民族的曆史發展中，也可以存在於由這些國家、地區和民族所組成的世界曆史的發展中。
馬克思還指出：“在現實的曆史上，雇傭勞動是從奴隸製和農奴製的解體中產生的，或者像在東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樣是從公有製的崩潰中產生的，而在其最恰當的、劃時代的、囊括了勞動的全部社會存在的形式中，雇傭勞動是從行會製度、等級製度、勞役和實物收入、作為農村副業的工業、仍為封建的小農業等等的衰亡中產生的。”[25]可見，建立在農奴製和行會製基礎上的封建生產方式，僅僅是雇傭勞動製度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一種最正常的社會形式，而不是唯一的社會形式。而隻要雇傭勞動製度產生於其他社會形式，就會打破生產方式的延續性，從而出現斷裂或跳躍。一些人認為，馬克思的這一論述與上麵的論述是衝突的，上麵論述的是生產方式發展的延續性，這裏論述的則是斷裂性。其實不然。因為一方麵，在人類曆史發展的意義上，不同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依次達到的不同高度，這是一個經驗的事實，並不存在跳躍或斷裂問題。另一方麵，在國家、地區和民族曆史發展的意義上，生產方式的發展既有延續又有斷裂，是延續與斷裂的辯證統一。當然，就後者而言，在延續與斷裂之外，還有一些民族、國家和地區則長期處於“停滯”狀態。以印度社會為代表的亞細亞社會就是如此。由於“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農”[26]，其生產的特點是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並且這種結合異常緊密，所以，不僅嚴重阻礙了社會分工的發展，也使得其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異常堅固。[27]其結果是，“商業幾乎沒有觸動古印度公社和總的來說幾乎沒有觸動亞細亞的關係”[28]。在那裏，“地租的實物形式（它同時又是國稅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像自然關係那樣一成不變地再生產出來的生產關係的基礎上的，這種支付形式反過來又維護著這種古老的生產形式”[29]。鑒於此，馬克思把亞細亞經濟關係看成是原始生產方式的活化石，是考察、研究和推斷原始社會的現實基礎。他一再指出：“近來流傳著一種可笑的偏見，認為原始的公有製的形式是斯拉夫人特有的形式，甚至隻是俄羅斯的形式。”而實際上，“這種原始形式我們在羅馬人、日耳曼人、克爾特人那裏都可以見到，直到現在我們還能在印度人那裏遇到這種形式的一整套圖樣，雖然其中一部分隻留下殘跡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