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重要的是，不僅要把握現當代資本主義變化的深層原因，而且要反思資產階級國家的反貧困行為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把握由此造成的種種變化所具有的世界曆史意義。馬克思指出：“自由競爭就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自由發展”，自由“競爭從曆史上看在一國內部表現為把行會強製、政府調節、國內關稅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取消，在世界市場上表現為把閉關自守、禁止性關稅或保護關稅廢除，總之，從曆史上看它表現為對作為資本的前導的各生產階段所固有的種種界限和限製的否定”。[23]因此，不僅“根據訂貨進行生產，即供給適應事先提出的需求，作為一般的或占統治的情況……決不是從資本的本性中產生出來的條件”[24]，而且“一切企圖對原料生產進行共同的、全麵的和有預見的控製——這種控製整個說來是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終隻是一種善良的願望，或者隻是在麵臨巨大危險和走投無路時例外采取的一種共同步驟——的想法，都要讓位給供求將會互相調節的信念”[25]。這當然不是說資本主義“社會”不存在任何“控製”，而是說，由於資本的本性是自由競爭或自由放任，所以，任何“有意識”的控製與資本的本性、與資本主義的“製度”是不相容的，因而是對資本的一種揚棄和否定。事實上，從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反貧困政策及其客觀效果來看，無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時代還是在他們離世之後的年代，資產階級國家畢竟給了資本各種必要的控製和限製。“工廠立法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態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劃的反作用”[26]，各種反貧困政策更是國家對資本自覺而有力的控製和限製。由此完全可以說，通過這種反作用，通過對資本的限製和控製，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消除貧困方麵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種“社會性”成就，而不是“製度性”成就。因為，它們是“抑製”資本的結果，而不是“放任”資本的結果。人們所說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從“壞的”向“好的”的轉變，從“不規範”向“規範”的轉變，實際上就是從“放任資本”向“抑製資本”的轉變。盡管說對資本主義“製度”而言，這是一種被迫的無奈之舉，但是，它在客觀上卻造成了“社會主義因素”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層麵不斷成長、不斷增加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