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時態”角度看，資本主義世界並非鐵板一塊。從“何文”提供的數據看，貧富差距較小的是法國、德國和日本，法國1995年的基尼係數是0.33，德國2000年是0.28，而日本1993年則是0.25。而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的貧富差距則較大，澳大利亞1994年的基尼係數是0.35，英國1999年是0.36，美國2000年則是0.41，後者已經突破0.4的所謂“警戒線”。[30]耐人尋味的是，“何文”並沒有提供瑞典、挪威和丹麥等北歐國家和地區的數據！或許，這些國家在作者眼中既不屬於資本主義陣營，也不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因而與其闡釋的觀點無關。這個問題可以放下不談，另一個問題則值得追問：法國、德國和日本通常被稱作資本主義發展的“萊茵模式”，而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則通常被稱作“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那麽，是什麽原因造成了資本主義世界中兩種不同模式之間的這種差異呢？答案是很明顯的，在萊茵式資本主義體係中，國家調控經濟的作用較強，抑製資本的力度較大，因而其貧富差距就較小；比較而言，在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資本主義體係中，國家調控經濟的作用較弱，抑製資本的力度較小，因而其貧富差距就較大。
即便如此，美英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也要好於一些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如南非、巴西和阿根廷等。從“何文”提供的數據看，2004年阿根廷的基尼係數是0.51，巴西是0.57，而南非2000年的基尼係數則高達0.58，它們都已接近0.6，遠遠高於“警戒線”。[31]這說明了什麽呢？下列關於智利的材料，完全可以拿來作參考，因為它作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驗場所，與巴西、阿根廷同在南美洲，經濟發展的背景、特點和軌跡也極為相似。
在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的智利，一些“芝加哥弟子”（指在芝加哥大學等歐美高等學府中受過教育、回國後在政府部門中擔任要職的“海歸派”），以“把民主體製引入智利的工會組織，並著手解決幾十年來阻礙工人進步的問題”為幌子，於1979年頒布了新的《勞工法》，一方麵，極力恢複資本家和權勢階級過去所擁有的特權，另一方麵，最大程度地限製政府在調解勞資矛盾、調控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無疑是典型的放任資本的自由主義政策，其結果也可想而知。它使得工會組織遭到破壞，工人運動受到鎮壓，工會會員遭受迫害，工人所享有的142項權利被剝奪，從而極大地削弱了他們在與資本家談判中的力量。進而，它使得工人的工資水平急劇下降，平均失業率在1974～1987年間高達20%，工人陷入極度貧困，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僅在1978～1988年的10年間，智利最富有的10%的人群的收入從37%上升到47%，占人口30%的中間人群的收入從23%下降到18%，而占人口1/4的最貧窮人群的收入則從5%下降到4%。到1990年，500多萬智利人（約占全國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放任資本的自由市場政策，並未給智利帶來預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可麵對這樣的結果，“芝加哥弟子”卻將之歸結為“發展中國家過渡時期所產生的貧困現象”，用暫時性搪塞公眾、混淆視聽。[32]與此同時，智利、巴西和阿根廷這些拉美國家的財富，卻源源不斷地流向以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首的“中心地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遍及拉美的左翼運動勃興，左翼政黨先後取得執政地位。這無疑是對推行私有化和市場化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一種反駁，不論其成效如何，都以鐵的事實證明，隻要存在著資本主義私有製，工人階級就無法擺脫貧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