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社會主義中國成立後近30年的發展，是不能簡單地用“貧困”來概括的，因為，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何文”就認為：盡管說“從1952—1972年，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以-1.09%的速度下降”，但是，從1959—1976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17年，對生產力的發展也有它的重大貢獻”。這表現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17年，實際執行的是以‘兩彈一星’為優先的，大力發展國防工業的戰略”，而“在‘兩彈一星’的研究、開發、定型並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卻高度注意節約人力、物力，高度注意科技進步。那時的黨中央、國務院曾經在全國範圍內調集了一批優秀科技人員，——在調集過程中，規定各地方組織不得與黨中央‘討價還價’，——集中全部力量進行‘攻關’，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可以說，“中國研發‘兩彈一星’是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勒緊腰帶，極為困難而落後的經濟環境下進行的”。[16]筆者要問：什麽是“節衣縮食”？什麽是“勒緊腰帶”？這不正是對貧困生活的“主動”選擇嗎？在此意義上，社會主義中國的貧困本身就是一種“國家策略”甚至是“國家戰略”，與社會主義製度並無本質性聯係。這提醒我們，要把“政策性”貧困與“製度性”貧困嚴格地區別開來。社會主義中國在過去的發展中，一方麵，沒有很好地解決人民群眾的生活問題，使人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遭受貧困之苦；另一方麵，靠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在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方麵卻取得重大成就，從而保證了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和發展。這兩個方麵互為因果，不可分割。
中國如此，社會主義蘇聯的情況也是這樣。且看“何文”的觀點：“1929年，蘇聯仍是一個比較落後的農業國家，但在斯大林領導下，在很短時期就建成重工業體係和國防工業體係，特別是烏拉爾地區建成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體係，保證了二次大戰最終戰勝了德國和日本。”[17]這已經足夠！因為，軍事實力是一個國家物質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重要表現，現代化戰爭是要靠錢來支撐的；沒有軍事工業取得的成就，等待蘇聯人民的就不僅僅是貧困，而是當亡國奴。這又提醒我們，要曆史地看待社會主義國家過去的“趕超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