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深思的是：改革開放以來，“1978～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由3645億元增長到519322億元，年均增長在9%以上，這不僅明顯高於1953～1978年年均6.1%的增速，更是大大高於同期世界年均3.0%的增速；從2010年開始，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我國的經濟總量取得長足進步，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但是，第一，財富集中的速度世界領先。“2011年10月19日，瑞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翁已達101.7萬人；個人淨資產在5000萬美元以上的富豪，中國有5400人，僅次於美國，而德國為4135人、日本為3400人、俄羅斯為1970人。我國社會財富向高收入人群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長，是世界平均增速的2倍。”[20]第二，兩極分化的程度前所未有。“我國收入差距之增大，反映在基尼係數上，已由1978年的0.331，上升為2008年的0.491，即使近幾年有所下降，到2012年仍然處於0.474的高位。”[21]第三，貧困人口依然龐大。“我國城鄉至今還有1.5億人達不到聯合國規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脫貧標準；即使按我國個人年收入1300元的脫貧標準計算，仍有4000多萬人沒有脫貧。”[22]
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嚴重的貧富分化？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23]鄧小平也講：“隻要我國經濟中公有製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24]顯然，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層麵的變化，才是引起收入分配關係變化的根本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受到威脅，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正如有人所概括的：“公有製經濟所占的經濟比重下降得過快過大，其主體地位非常脆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998年，全國國有企業在大量破產、或被國內外私有資本大量兼並和廉價收購以後，仍有23.8萬家；到2007年就減少了一半，剩下11.2萬家；到2009年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僅有9105家，從業人員985萬人。中央企業也由2003年的196戶，減少到2011年的117戶。而且，這些央企大多是上市公司，可以說，隻是由國家控股的混合所有製企業。”[25]特別是，有一些企業表麵上是公有製，而實際上已經轉型為私有製。例如，一些公有製企業，在被私人層層參股後，以資本的價值增殖即“贏利”作為生產目的，勞動者處於被雇用地位，無權參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被解雇和失業宛如懸在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這種情況反映到分配上，“在國民收入中，勞動者報酬所占的比重逐年降低：從1997—2007年，企業盈餘從21.23%增加到31.29%，國家財政收入從10.95%增加到20.57%，而勞動者報酬卻從53.4%下降到39.74%。多數職工年收入隻有2萬～3萬元，同大企業一些高管的年薪高達數百萬乃至數千萬元，形成了巨大反差。這種情況，雖然近年來有所調整，但其利益格局變化不大”[26]。這些都足以說明，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出現的貧困，完全是資本強勢滲透和強力作用的結果，它把一個資本強勢的社會主義中國擺到我們麵前，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