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20世紀是一個“語言學對哲學進行改造”的世紀。“語言學轉向”使語言成為刺激哲學發展和進步的主要動力，以邏輯經驗主義為核心的分析哲學運動使得語義分析方法成為哲學中被廣泛使用的方法論手段。隨後，由於現代邏輯技術本身的局限性，理想的形式語言對自然語言的誤解，對非理性因素的忽視及其對文化的消解，順應哲學發展本身的內在規律，在繼承和延續“語言學轉向”的前提下，發生了“語用學轉向”。這一轉向引入了新的語言分析，特別是語用分析的方法，成為新的哲學研究的手段。而無論是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論”,還是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本質上都是將語言學的研究注入哲學的思考中，在語用學的基礎上來尋求哲學的新觀念。就此，語用分析方法的蔓延與哲學的當代演進結合在一起，一方麵展現了語言分析方法對於哲學的改造，另一方麵，也顯現出其自身從基於邏輯語言的語形和語義分析，朝向後分析哲學之語用分析，這一當代發展特征和趨勢。
現代哲學追求的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理論建構，而是一種活動，是在生活世界中有規則的語言遊戲，因此是參與者(包括講話者和聽者)間的對話和交流，而不是單純的主客體模式，可以說，語用思維構成了“當代思維的基本平台”①。在這一現代語用對話平台的建構當中，維特根斯坦和哈貝馬斯的語用思維和理論方案分別體現了英美和大陸哲學傳統的風格，是語用思維在這兩種哲學傳統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構形式。從早期試圖通過語言邏輯的分析來洞察世界結構的科學邏輯，到後期通過語言遊戲來構築對話規則的科學語用學，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轉變典型地反映了語用分析方法所取得的發展及其對哲學的衝擊和影響，這不僅是哲學發展方向上的變化，更是思維領域中根本性的革命。哈貝馬斯的規範語用學思想，則從另一種意義上表現了語用學轉向及其對哲學研究方法論上的影響。盡管對語言的關注從來不是大陸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但通過語言的途徑進入人類的心靈，尋求語言的精神家園，這一哲學發展思路自語言學轉向以來，已經深入於大陸哲學家的哲學建構中。哈貝馬斯對於主要從英美哲學傳統中發展起來的語用分析方法的借鑒，用於重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理性的目的，既表明語用學轉向形成的語用分析方法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也表現出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正在有意識地進行著某種融合，而這種融合，首要地就體現在哲學方法論的相互吸收和利用上。在語用思維的發展中，言語行為理論既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它得以形成獨立形態思想的重要原因，因此，從曆史發展、表現形式和未來趨向上，對言語行為理論進行研究，對於理解語言分析方法的當代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