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之後，宗教與科學的相互影響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經常必須麵對的問題是，在科學高歌猛進的社會中，上帝將扮演什麽樣的角色?在科技相對發達的國家裏，比起上帝的存在來說，通過科學的方式發現外星人的存在更容易讓人相信。
由此看來，當上帝不再以萬能身份出現，而上帝的旨意逐步轉化為世俗文本中所體現的作者原意之後，日益成長的理性已經不再信賴任何外在的權威，唯一可以信賴的就是理性自身。我們便說：“上帝隱退了”。②
“上帝隱退”代表了人類精神路向的轉變，即理性取代了原始的宗教崇敬，人們不再將《聖經》中上帝旨意作為唯一的信仰對象，作為對上帝旨意進行傳述的詮釋學①,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人們將“上帝隱退”之後留下的那個物質世界與人類精神的表象作為客體，本初的自然世界、理念世界以及對人自身的研究開始走進人類的視野，由此開啟了科學詮釋學對世界之真理、意義和價值的探求。本節正是要在探析詮釋學介入科學研究的基礎上，認識科學詮釋學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特征，及其之於理解科學的意義。
(一)科學詮釋學的理論溯源
自然科學本身需要對科學預設和科學界限等做出反思。本質上看，大陸傳統中的科學是一個廣義概念，如德語中“科學”(Wissenschaft)一詞的詞根正是“知識”(Wissen)。我們目前所指的科學概念，是在近代各門自然科學及其在經濟與技術的運用中形成的。古希臘時期的哲學與科學並不能區分，哲學包含了科學，指的是各種理論知識。康德認為“每一種學問，如其按照一定原則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知識係統的話，都可以被稱之為科學”②。海德格爾則認為就科學本性而言，沒有任何優於其他領域的東西，自然與曆史一樣，並不具備任何優先性。數學知識的精確性也不意味著它具有比其他學科更高的嚴格性。科學與世界之間的關聯促使科學去尋找它們自身的存在，同時使存在者按照其自身的存在方式成為研究與論證的對象。據此，科學研究就是對存在本質的尋求。①由此，海德格爾基於本體論的維度，認為對存在所做的思考的優先性，高於任何認識論與方法論基礎的反思，從而使詮釋學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