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理論是通過儀器為中介來描述人與自然的融合，是對實驗現象的一種表述，這種實驗科學現象學表現出自然科學強詮釋學的觀點，它著重強調不同環境與曆史條件下的實驗對現象的表述，特別是對實驗室的諸多因素與實驗室設備的關注更偏向於實在論的思考。由於關涉到設備的使用，主、客體之間的相互牽製作用導致了傳統的主客體劃分界限的改變。人們通過儀器(或設備)觀察某些現象，一旦這些儀器(或設備)成為主體的一部分失去了作為其自身的客觀性屬性，便形成主體知覺器官的延展，這種具身化過程中形成的具身就是指人們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這個過程中存在兩種詮釋學循環。實驗數據的獲得與設備使用之間的循環檢驗，成為實驗內部的詮釋學循環，外部的循環過程是這樣發生的：實驗過程需要理論的設計與指導，但更多的實驗被執行是由於對現有理論的懷疑。對原有理論的衝擊按照詮釋學的分析則表現在：理論並不能完全決定實驗結果，而是為了獲得新的理論。①由於對原有文本(科學理論)的質疑，又會產生驗證原有理論或產生新理論的實驗過程。
除了科學理論(命題)之外，當代前沿學科的實驗室文化也成為科學詮釋學的基本研究對象之一。這表現在赫爾曼·亥姆霍茨(H.Helm-holtz)與馬庫斯(G.Markus)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尖銳對立的消解之上。亥姆霍茨認為在科學發現的萌芽階段，科學與藝術極為相似，都表現一種突然萌發出的洞察力，這種洞察力不能通過合理性的反思而獲得。他把社會科學所使用的歸納法與心理狀態聯係起來，認為這種心理狀態與“藝術的直覺”相似，邏輯歸納法是“準美學”的。而馬庫斯則從科學文化的詮釋學角度論證自然科學家在撰寫實驗報告時的去語境化，認為科學知識的產生與積累不僅表現在文本客觀化的形式上，還離不開實驗室活動的參與。自然科學觀察方式的意義就在於特殊的行為環境與行為導向之間不可分割的關聯。盡管馬庫斯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認識論上的排斥，人們還是可以領略其科學文化詮釋學思想中實踐觀點的耀點。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