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以生態中心論為基礎的“深綠”思潮、以現代人類中心論為基礎的“淺綠”思潮的關係問題，國內學術界作了如下的探索。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生態價值觀問題上，以福斯特、佩珀和格倫德曼為代表秉承的是“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科威爾、本頓以及本頓陣營的理論家則主張堅持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但他們所說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與“淺綠”“深綠”思潮所主張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在內涵和價值取向上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具體說：“淺綠”思潮所說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是對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修正的結果，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缺陷，但依然是以“資本”為基礎的地區中心主義和階級中心主義，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他們所宣稱的以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基礎的人類中心主義，其目的是維係資本主義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生產條件；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雖然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辯護，但賦予了其新的含義，體現在不僅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闡釋為以滿足人們，特別是窮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價值觀，而且理解為與生態係統和諧發展的集體的和長期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深綠”思潮所說的“生態中心論”價值觀，主要是力圖突破人際倫理學僅僅將道德關懷限製在人與人之間的局限，力圖將道德關懷對象拓展到人類之外的存在物上，由此他們提出了“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的主張。問題的關鍵是“深綠”和“淺綠”思潮都撇開社會製度維度，單純從生態價值觀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而這恰恰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反對的理論特質。這也意味著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與“深綠”思潮所主張的“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有共同的方麵，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所包含的反政治經濟學、反資本主義交換關係是“深綠”思潮所不具備的內涵。[14]因此，有論者從三個方麵論述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深綠”和“淺綠”思潮的不同。具體說來：第一，二者揭示生態危機根源與本質的理論基礎不同。“深綠”和“淺綠”思潮主要是從倫理與價值觀角度揭示生態危機根源；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把揭示生態危機根源與資本主義製度批判有機結合起來。第二，二者在解決生態危機問題的理論選擇上不同。“深綠”和“淺綠”思潮主要是通過擴大倫理關懷的外延或是寄希望於人們生態價值觀的改變來解決生態危機；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則在強調生態價值觀變革的同時，更加強調通過社會製度變革的途徑實現。第三，二者對待發展的態度不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堅持發展和技術進步的必要性，反對的是資本主義的技術非理性運用和異化消費；“深綠”則反對發展和技術運用，要求回到小國寡民的自然主義生存狀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