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看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論述其技術批判理論的過程中，既注重從哲學世界觀的高度論述技術理性的形成過程，又緊密聯係技術同社會政治結構的關係，論述了資本主義技術運用過程中的社會後果，使其技術批判具有如下特點：首先，在技術和生態的關係問題上，他們既反對技術悲觀主義把“技術”看作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以及由此堅持的反科學技術立場；又反對科學樂觀主義把科學技術進步等同於社會進步，並把解決生態問題的希望寄托於科技進步的做法。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技術進步的合理性不能等同於社會進步的合理性，技術既不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也不是解決生態危機的工具，限製經濟增長或者技術進步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問題。其次，技術運用的社會效應和社會政治結構之間存在著內在聯係，在資本主義製度和生產方式下，技術必然淪為“控製自然”和“控製人”的工具，技術運用必然造成自然的異化和人的異化。最後，實現技術合理化的前提是克服資本主義製度下人和社會之間的異化關係，重建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在此基礎上，實現技術倫理的重建和“小規模技術”的選擇，技術合理性才會真正導致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無論我們是否讚同上述觀點，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通過對“科學技術合理性問題”的探討，提出了“科學技術與價值”“科學技術與人性”等這些我們必須麵對的一係列重大理論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不僅有利於我們正確認識科學技術的本質和作用，而且也有利於我們化解當前由於科學技術運用所造成的人和社會、人和自然之間的緊張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