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科學技術合理性”問題的探討應該說較早開始於盧梭。[53]盧梭觀察到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一係列負麵問題，進而反對近代啟蒙理性把科技進步等同於社會進步的理性主義社會進步觀。他在1750年應征法國第戎學院的征文《論科學和藝術》中指出，科學的發展並沒有真正給人帶來福音，相反科學的發展帶來了人類道德的敗壞，因為科學激發了人們的種種欲望，導致人類的虛榮和人與人之間的奴役。以科學為基礎的啟蒙文明也同樣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相反，“懷疑、猜忌、恐懼、冷酷、戒備、仇恨與背叛永遠會隱藏在禮義那種虛偽一致的麵孔下邊，隱藏在被我們誇耀為我們時代文明的依據的那種文雅的背後”[54]。而現代思想家如尼采、齊美爾、斯賓格勒、海德格爾等從各自不同的學科和視角對科學技術合理性問題進行了反思，形成了豐富的理論成果。但是由於他們大都是立足於抽象的哲學形而上學和文化哲學的立場探討這一問題，不僅未能揭示科學技術異化的真實根源，甚至把科學技術本身當作當代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最終陷入了浪漫的反科學主義的烏托邦錯誤中。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對科學技術合理性問題的追問開始於盧卡奇的《曆史與階級意識》。盧卡奇在該書中把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的物化現象歸結為技術理性的運用和盛行。“如果我們縱觀勞動過程從手工業經過協作、手工工場到機器工業的發展所走過的道路，那麽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斷增加，工人的質的特性、即人的——個體的特性越來越被消除。”[55]法蘭克福學派繼承和發展了盧卡奇的上述思想，更加係統和全麵地從哲學形而上學的高度揭示了技術理性的形成過程和基本特征，並分析了技術理性在當代西方社會所起的政治統治功能。在他們看來，科學技術的負麵社會效應來源於啟蒙運動時期所宣揚的“控製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內在缺陷。啟蒙運動認為，人類隻要憑借著理性和知識，就能從對神和自然的恐懼中擺脫出來，成為自己的主人。“人類的理智戰勝迷信，去支配已經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識就是力量，它在認識的道路上暢通無阻：既不聽從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對世界統治者逆來順受。”[56]但是啟蒙理性把理性和知識歸結為技術，進而把一切不合乎計算和實用規則的東西排除在知識之外，強調技術既是控製自然也是控製人的工具。啟蒙運動所確立的這種以“控製自然”為核心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雖然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卻帶來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緊張。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與《自然和革命》等書中，不僅揭示了科學技術在當代西方社會已經成為一種控製人的意識形態工具，而且造成了自然的異化。“商品化的自然界、被汙染了的自然界、軍事化了的自然界，不僅僅在生態學的含義上，而且在存在的含義上，縮小了人的生存環境。”[57]但是應該指出，法蘭克福學派主要是立足於科學技術在當代社會已經成為一種政治統治的工具這一立場上，來探討科學技術合理性問題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雖然受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但他們卻是立足於“科學技術與生態危機的關係”這一視角來探討科學技術合理性問題的。他們的探討始終圍繞著哲學價值觀批判和資本主義製度批判這兩個維度展開。從哲學價值觀批判的維度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批判了近代啟蒙運動所確立的機械自然觀和“控製自然”的觀念，指出其問題在於它們不僅破壞了自然生態係統各組成部分的有機聯係，而且把“自然”看作滿足於人的需要的工具和客觀對象。不僅如此，啟蒙運動把“控製自然”的觀念成功地納入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內在組成部分，建立在“控製自然”觀念基礎上的科學技術必然成為控製人的工具，自然的異化和人的異化是科學技術運用的必然結局。從資本主義製度批判的維度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由於資本主義製度為利潤動機所支配，其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這就決定了技術隻能使資本對自然和人的剝削和控製升級，其運用不可能遵循生態原則進行。不是把科學技術運用的消極後果歸結為科學技術本身的問題，而是把抽象的倫理價值批判和資本主義製度批判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正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刻之處，也是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共同點，表明了他們的理論屬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