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當如何對待“人類中心論”和“生態中心主義”的生態價值觀的問題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旗幟鮮明地堅持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代表人物是福斯特、佩珀、格倫德曼等人；另一種是主張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代表人物是本頓、科威爾、索普、埃克斯利等人。對此，本頓的追隨者、澳大利亞哲學家羅賓·埃克斯利明確把堅持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分為“正統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人道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強調人類中心主義不能為解決生態問題提供正確的理論基礎，隻有把生態中心主義同社會主義結合，生態問題才能真正得到解決。“提出一種針對生態危機的馬克思主義解決方案的最近努力，也許可按照‘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正統馬克思主義’（大體上各自按照‘青年的’和‘成熟的’馬克思的著作來論述）之間的簡單劃分而分成兩股支流。人道主義的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試圖推出一種在生態上更敏銳的針對環境危機的回應，這種回應極力想調和人類王國和非人類王國之間的關係。而正統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理直氣壯地堅持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並批評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唯心主義者、唯意誌論者，最終是‘非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從生態中心主義的角度可以證明，這兩股生態馬克思主義的支流都無批判地接受了馬克思的曆史觀以及他的獨特的造物主之類的人類概念，並因此使得工具主義的和人類中心主義的看待非人世界的方式永久化。”[19]因此，在生態價值觀問題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存在著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和生態中心論的價值觀兩種主張。
佩珀、福斯特和格倫德曼等人在批判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的缺陷的同時，指出現代人類中心論者所說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不是真正立足於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以此為基礎，他們闡發了一種基於窮人基本需要和真正集體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對於生態中心主義者所宣揚的“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佩珀指出他們這種看法是訴之於直覺和人們道德境界的提高展開論證，必然導致相對主義和神秘主義的結局，缺乏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不僅如此，按照生態中心主義的觀點，必然會導致生物道德和自然的神秘化的結果。他進一步批評了現代人類中心論所主張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是與資本和建立在資本基礎上的古典經濟學聯係在一起的，並不是真正為了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而是服從於資本追求利潤的虛假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佩珀由此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內涵重新作出界定，他的重新界定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存在兩個原則性的區別。其一，它是建立在生態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新的製度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資本基礎上，它“是一種長期的集體的人類中心主義，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短期的個人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因而，它將致力於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既是由於現實的物質原因，也是因為它希望用非物質的方式評價自然”[20]。其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人類中心主義不是一種以追求利潤和人的物欲為目的的人類中心主義，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因為它所追求的生產應當以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特別是以滿足窮人的基本需要為本。“對經濟的發展，生態學的態度是適度，而不是更多。應該以人為本，尤其是窮人，而不是以生產甚至環境為本，應該強調滿足基本需要和長期保障的重要性。這是我們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進行鬥爭所要堅持的基本道義。”[21]因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強調，他們既不反對經濟增長，也不排斥技術進步和技術運用，因為在他們所說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中，經濟增長和技術發展完全可以與生態之間保持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