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存在”問題，傳統形而上學把“存在”歸結為超感性的抽象實體，企圖以此獲得關於存在者整體的“實體統一性”。在它看來，構成存在者之為存在的存在根據就在於，在這超感性的實體世界之中，以概念的方式去捕獲這一實體世界，就獲得了關於世界的統一性原理，完成了對“存在”本身的理解。
這種關於“存在”的理解首先要麵對的一個詰難就是：實體化的存在作為“多樣”的存在者後麵的“一”，究竟如何能夠在不危及自身同一性的情況下成為一切呢？[13]也就是說，究竟如何說明超感性的“存在”與感性的“存在者”之間“二元”卻又“統一”的關係呢？超感性的實體作為“一”存在於以它為起源的每一個存在者當中。但與此同時，這一超感性的實體又不能是多種多樣的普遍存在者的其中之“一”，它必須把自身同具體的存在者區別開來，才能維持其“永恒在場”的絕對同一性。否則，它就會失去其純粹性和神聖性，失去其對存在者所以為存在者的解釋資格。然而這樣一來，在超絕的超感性的一元化的實體世界與具體存在者的感性世界之間，便產生了一道難以彌合的鴻溝：超感性的實體既要求存在於萬物之外，保持其絕對的同一性立場，又要求在萬物之內並使存在者成為存在。然而，這究竟何以可能？
為了解決這個“一”與“多”的矛盾，曆史上的形而上學家們采取了種種回應策略。從柏拉圖起，直到近代的形而上學哲學家們，都為解決這一問題竭盡心力，但他們無不捉襟見肘。如柏拉圖的晚期理念論，雖然已從不同理念的結合上，實現了理念和事物的結合，但這個統一性作為事物的“實在”，仍不能說明存在者之為存在。為了達到對存在者之為存在的說明，柏拉圖最後不得不借助於“物質的基質”，並因此使其理論產生了不可克服的內在衝突。近代的斯賓諾莎可以說解決得最好，他把實體放入自然界的樣態之中，使“存在”與“存在者”融為一體。但是，他把樣態看成隻有否定的現象意義，認為隻有通過否定樣態，才能獲得實體在其屬性的無限性中的肯定，這樣一來，實體與樣態之間又成了一種外在的關係。超感性“存在”與感性的“存在者”之間的二元分離（哲學家們所宣稱實現的那種“統一性”充其量隻是一種獨斷的強製性的統一性），始終是傳統形而上學難以解決的一個理論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