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哲學家們的辯證法思想在後來者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在這種展開中，辯證思維所具有的生存論衝動和意向得到了進一步的表達。
在這裏，問題的提法明確地變成這樣：人的生命作為一個偶然的存在，是否有可能超越這種偶然性，以實現自我拯救？[20]人的偶然狀態有沒有救治的辦法？人的生命究竟是徹底偶然的、無著落的，還是可以超越自身，去達到一種非偶然的、可以依靠的狀態？
古希臘後期和中世紀的哲學家們都深深地感受到：人是有限的、暫時的、充滿著缺陷的存在。人不但有時間上的起始，而且始終受時間進程的製約而難以超越時間對人的規定。這種有限的、暫時的狀態充分表明了人的生命的悲劇性，他們感到這種狀況對於人而言是難以忍受的。他們渴望尋求到一種超越悲劇性、擺脫偶然性的途徑，以為人的生命尋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據和得救之道。[21]
以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為例，他認為，克服人的偶然性的唯一途徑就是返回宇宙的本原“太一”。“太一”是唯一絕對的、非偶然的和與自身同一的東西，它向外流溢出世界萬物，包括人的靈魂，因此，“人的存在”的真正“本質”在他的經驗存在之外。人的經驗生命是偶然的，要克服這種偶然性，唯一的途徑在於通過靈魂的辯證運動，克服同“太一”的異化，重新發現與“太一”之間的本質同一性，以實現向絕對的“太一”的複歸。普羅提諾的名言是：“辯證法並不是由一些空空的理論和規則構成的，它涉及事實：‘實在物’可說是辯證法的素材，至少說它有步驟地向‘實在物’前進，而進一步就擁有概念也擁有現實。”[22]擺脫人的生命的偶然性，自覺地意識到生命的本質和使命，以實現向絕對的“太一”的回歸，這就是辯證法所要涉及的“事實”。也就是說，辯證法是與人的生命從暫存的偶然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的，以重歸“樂園”的使命內在聯係在一起的，或者說，普羅提諾的辯證法與其“救世論”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