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法作為對抗實證主義“肯定理性”的重大理論策略，構成其精髓和靈魂的便是其“批判”和“否定”本性，失去這一點，也就等於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這是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關於辯證法本性的基本共識。
在他們看來，辯證法代表著一種根本區別於實證主義“肯定理性”的特殊理論思維。如果說實證科學所尊重的是“事實”，它在現存世界有著確定的對象，那麽，辯證思維則在“已給出秩序中沒有一個劃給自己的活動範圍，……當科學仍然能參考那些已給出的、能為它指明道路的事實時，哲學則必須求助於自身，求助於自己的理論活動。其對象的規定與其綱領的適合程度，遠遠超過具體科學。……哲學的真正社會功能就在於它對流行的東西進行批判。……這種批判的主要目的在於，防止人類在現存社會組織慢慢灌輸給他的成員的觀點和行為中迷失方向。必須讓人類看到他的行為與其結果間的聯係，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會生活間的聯係，看到他的日常謀劃和他所承認的偉大思想間的聯係”[13]，“哲學的社會功能不可能從那兒被找到，它隻有從批判性思維和辯證思維的發展中才能被找到。哲學是一種試圖把理性引入世界的有組織的、堅定的企圖，可疑的、有爭議的觀點就是由此而產生的。哲學是不合時宜、頑固的，與此同時，它沒有直接的用途，事實上它是一切煩惱的源泉”[14]；如果說實證主義的“肯定理性”堅持知性邏輯的思維方式，要求清除思想矛盾，“把‘是’和‘應當’之間的緊張關係，以自身的真理的名義來顛覆已確立的話語領域的概念成就，從所有將成為客觀的、精確的、科學的思想中排除出去”的話，那麽，辯證思想便“把‘是’和‘應當’之間的批判性緊張關係首先理解為存在自身結構的本體論狀況”[15]，它認為“直接經驗的世界——我們發現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必須被理解、改變甚至顛覆，以便顯露出它的實際麵目”[16]。這表明，“肯定理性”要肯定“事實”和“現存”狀況，而“辯證理性”則要超越和批判“事實”和“現存”狀況；“肯定理性”要接受、順從甚至維護“現存”事物，而“辯證理性”則要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一個新世界”。它“不滿足於接受流行的觀點、行為，不滿足於不假思索地、隻憑習慣而接受社會狀況的那種努力，批判指的是那種目的在於協調社會生活中個體間的關係，協調它們與普遍的觀念和時代的目的之間的關係的那種努力，指的是在上述東西的發展中去追根溯源的努力，是區分現象和本質的努力，是考察事物的基礎的努力，簡言之，是真正認識上述各種事物的努力”[17]——如果說“實證理性”認為現存的一切都是靜止的和永恒不變的，那麽，“辯證法就是這樣一種思想，即存在的一切形式都具有一種本質上的否定性。這種否定性決定了它們的內容和運動”[18]，“否定性”和“批判性”構成了“辯證思維”或“辯證理性”區別於“實證理性”或“肯定理性”的旗幟和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