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辯證法作為解釋學意義上的真理的展開過程（它所謂的“真理”，已根本不是知識論意義上的真理，而是本體論意義上的“真理”），更為深層的意義在於它彰顯了一種“生活世界”的理性，彰顯了一種與人的“生活世界”，與人在本體論意義上的生存結構內在聯係在一起的本源性的實踐理性。就此而言，對話辯證法已不是一種達到某種目標的工具性手段和方法，而是一種人最為基本、最為原始的存在方式。把辯證法引入解釋學，實現辯證法的解釋學化和解釋學的辯證法化，從而使理性回歸“生活世界”，回歸生活實踐，構成了伽達默爾最為根本的思想旨趣。
在伽達默爾看來，哲學解釋學並不是一種有著特殊對象的“部門哲學”，而是一種普遍性（伽達默爾稱為“解釋學的普遍性”）、基礎性的哲學。這種普遍性和基礎性就在於它所考察的是人最為原始、最為基本的本體論意義的領域，相對於其他領域，這一領域具有“存在論上的優先地位”，或者說具有“第一性”和“本源性”。在哲學解釋學裏，“理解”已經遠遠超出了近代科學主義意義上的“方法”和“技術”意蘊，而成了人本體性的存在方式，成了人最基礎的生存實踐活動。理解的基本模式便是對話，對話是理解這一基礎性的生存實踐活動得以發生和進行的形式。因此，對話實質上就是人基礎性、本源性的生存活動，對話辯證法於是便成為最原初的“生活世界”的實踐理性。
伽達默爾認為，支配著整個近代哲學的理性是一種科學方法意義上的主觀理性和理論理性，這種理性在實質上是一種主觀性、工具性的理性，它奠基於“主體”與“客體”二元對立的基礎上，以“主體”把握和控製“客體”作為其根本旨趣。按照這種理性立場來處理解釋學問題，解釋學被當成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技術操作，其目的在於達到對現成的文本的客觀把握。在伽達默爾看來，這種科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理論理性的根本弊病在於，它脫離了人的“生活世界”之根，脫離了人最原初、最基本的生存經驗，近代以來，這種科學理性越來越占據絕對地位，這已經直接危及了“生活世界”理性的合法地位，直接“觸及實踐哲學的正當地位，甚至觸及實踐理性在其效準意義上的正當地位”[8]。人最為基本的生存經驗處於被它抽空的威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