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興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關於“實踐唯物主義”的大討論。在討論中，人們提出了各種具體觀點。這些不盡相同的具體觀點，都貫穿著一個共同的動機，那就是突出實踐觀點在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係中的核心地位，以之為最基本的邏輯起點和歸宿，來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實質及其哲學變革的意義。受此影響，在辯證法問題上，人們也試圖引進實踐觀點，以之充當辯證法的根基和載體，來重新理解辯證法的理論內涵和精神實質。
以“實踐”作為辯證法的根基和載體，在基本理論初衷上，是作為前述“自然主義範式”和“認識論範式”的替代者出現的，它對後兩者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認為它們對辯證法根基的設定是不牢靠的。為此，它企求通過“實踐”的引入，完成為辯證法奠基的使命，以捍衛辯證法的理論合法性。對於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界以“實踐”作為辯證法根基和載體的理論探索，本文估且以“實踐論範式”命名之。
“實踐論範式”基本認同“認識論範式”對“自然主義範式”所做的理論批判，但它同時認為，“認識論範式”對辯證法根基和載體的理解同樣不具有本源性和奠基性。與“思維與存在”這一純屬知識論範疇的基本矛盾相比，人類實踐活動領域的基本矛盾更具根本性和基礎性，因此，辯證法的真正載體不應是人類的認識活動，而應是人類的實踐活動。馬克思的實踐範疇找到了一種統一肉體和靈魂、實體和主體、思維和存在的辯證中介，“在作為中介的勞動和實踐中，首先是主體指向對象、物和自然界，實施對象化的活動；其次又是對象、物和自然界趨向主體，實施屬人的活動。因此勞動和實踐既不是純粹的自然界的運動，也不是生物界的活動，而是一種客觀合規律性與主觀合目的性的統一的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和自然界的人化的雙向活動。在這個運動中，思維和存在既是自為的，又是為他的，最後在勞動和實踐中，它們被整合成了自在自為的存在”[18]，“馬克思的這種唯物主義一方麵訴諸‘物質實踐’、‘勞動’和‘生產’，從而和一切唯心主義劃清了界限；另一方麵，由於實踐、勞動又是一個合目的的生活過程，主體的力量、能動性的力量也被自覺地整合於其中，從而和一切舊唯物主義劃清了界限。……因此，馬克思的確‘顛倒’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使之不再是絕對精神的自我回旋，但這種‘顛倒’，不是把辯證法簡單地‘顛倒’在物質，即那種直觀的自然（費爾巴哈）或抽象的自然（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的基礎上，而是‘顛倒’在作為思維和存在、人和自然的統一體的勞動和實踐基礎上”[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