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焦慮、恐懼外物而力圖歸置、認知、把握、支配、改造外物，人們越來越依靠理性化的係統。這個兼具技術性能和社會製度功能的係統，為了追求自己的強大和有效，也在按照自身已經形成的固有邏輯不斷擴展著自己。問題在於，這個自我擴展的邏輯與已經分化的主體的要求產生了差異。這個自我擴展的邏輯顯然無法關照並滿足所有個人。它能夠有限關照和滿足哪些人?是抽象的普遍人，還是特定的階級人，抑或其他類型的特定人群裏的人?對於那些追求個性實現的個體來說，甚至對於那些按部就班地追求自由的人來說，他們依靠和借助的這個“係統”太強大了。在係統發出的要求麵前，人們沒有什麽討價還價的餘地，甚至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與能力，而往往隻能按照係統的要求按部就班地去做。於是，為了消除對外在陌生他者的焦慮與恐懼而致力於歸置、認知、把握、支配、改造外在，最後卻引發了主體對理性化、物化、物象化係統的越來越嚴重的依賴，引發了不甘心被係統支配的個性化、人性化，以及對越來越威力無窮的“係統”的焦慮與恐懼：日趨合理化的“係統”本來是主體借以對付外在並消除焦慮與恐懼的中介、手段，現在卻發展成了引發焦慮與恐懼的伽達默爾所說的“巨大的異在”(riesigenFremde)。焦慮、恐懼重新回來了。
由於無力對抗“巨大的異在”,就很容易由恐懼走向厭憎：在理性化的背景下，秩序的強大使得無奈的個體更加無愛，更加淡漠、冷漠甚至莫名其妙地憎恨。
監獄就是資產階級勞動世界的終極形式；人們對自己可“欲”不可求的一切都充滿了憎恨，這種憎恨把監獄形象塑造成了這個世界的象征。脆弱而又遲鈍的個體，必須去忍受生活的秩序，其間，他發覺自己根本沒有愛的情感，隻有一種發泄在自己身上的內傾的暴力。……犯罪行為的共同特征就是心胸狹隘，自私自利，而且具有強大的破壞力。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