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對知識的依賴，是理性主義文化的必然結果。蘇格拉底的理性主義文化把一切都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理解然後美”“理解然後信”,都已蘊含在蘇格拉底的理念邏輯之中。隨著以理性把握必然規律來消除焦慮、恐懼的策略逐步取得成功，成效越來越大，近代啟蒙文化蘊含著的“理解然後信”就日益鋪展開來。就像恩格斯所分析過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製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麵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放棄存在的權利。”②經過理性啟蒙之後，信仰成為一個私人性概念。如果不把它與知識聯係起來，就會麵臨被消解或弱化。但“信仰依賴於對知識的限製，因而也限製了自身”①。康德代表了近代啟蒙力圖為信仰辯護的做法：理性知識至高無上。信仰注定要和知識捆綁在一起，無論兩者是什麽樣的關係，信仰都必須以知識為基礎，盲目信仰不再被認可。再加上如下這一點：在這裏作者還有說到新教改革，把神聖世俗化(上帝很看重錢了)後，信仰不再依賴於神聖形象，而是依賴《聖經》的文本、文字。依賴於實在存在，依賴於實驗與理性，依賴於文本解釋的這套做法，勢必進一步凸顯知識、理性的地位。這樣運作的最終結果其實就是信仰知識本身，甚至是盲目地信仰知識、理性、真理。而對知識、科學的信仰，就是對工具、力量、統治甚至嚴酷的信仰，因為，價值、美好和崇高價值的信仰勢必被束之高閣，崇高價值肯定不再被信仰了!這就是上帝之死的必然性吧。
“理解然後美”的理念在《啟蒙辯證法》時代進一步發展為藝術的科學化和工業化，進一步加重了否決崇高價值的虛無主義。承載崇高價值，至少是非物化價值的藝術，一旦被技術和經濟所吞噬，就會淪為物化價值的奴隸，成為資本的附庸。馬克思讚賞古希臘文化不為經濟所左右，而是為了塑造良善的公民的做法。其中悲劇、喜劇藝術在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自古以來就有文化、藝術相對獨立的傳統，這一傳統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還沒有完全被扭轉。他經常嘲笑資產階級文化陷入了對本階級利益的唱讚、辯護之中，變得膚淺、低俗並缺乏境界。在他對無產階級文化的期待之中，儼然存在著對文化、藝術自主性的信任和堅持。對於經濟因素對文化、藝術的侵蝕作用，馬克思那個時代還沒有那麽嚴峻。馬克思雖然不同意F.施萊格爾那種“‘經濟’的概念是某種同精神文化敵對的東西，一般說來，它是一切庸俗和散文氣的根源”①的立場，但他認定經濟對文化藝術的決定性作用會造成資產階級文化受製於經濟利益，無產階級卻不會。在資產階級會把文化、藝術納入科學文化之中這一點上，馬克思跟屠格涅夫是一致的。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中深深憂慮的巴紮羅夫式的虛無主義，就是用資產階級的科學文化解決道德、信仰、藝術問題，所引發的憂慮。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問題更為突出了。文化工業把存在於文化藝術中的崇高擊碎，使之變成工業利潤體係中可兌換鈔票的碎片時，情況已經遠遠超出了馬克思和屠格涅夫當時的擔憂。霍克海默、阿多諾所說的“藝術家對這一過程的精確描述，已經向我們展現了解剖學和活體解剖的冷酷無情”②,與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中描繪巴紮羅夫見到漂亮寡婦奧津佐娃就魂不守舍，百思不得其解之後希望通過活體解剖弄清奧津佐娃吸引力之秘密的做法，就幾乎無甚區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