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啟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與阿多諾一方麵肯定尼采“是自黑格爾以來能夠認識到啟蒙辯證法的少數思想家之一”,另一方麵卻又認為尼采憎恨弱者，認定“尼采的理論就是弱者有罪”,從而使尼采對弱者的憎恨和輕蔑“毫不亞於薩德”①,從而使主張“自然”是一種更崇高、更健康的強力意誌的尼采跟主張“自然”是一種千奇百怪的欲望之實現的薩德竟然成了“一丘之貉”。從這種抹殺兩者重要區別的立場之中，完全可以推導出相互衝突的(至少)兩種“啟蒙辯證法”來：走向極致化甚至虛假啟蒙的自否式辯證法，以及通過自我反思拯救啟蒙推進啟蒙的辯證法。深刻影響了《啟蒙辯證法》的尼采到底站在哪種啟蒙辯證法的立場上呢?
霍克海默、阿多諾解讀的尼采富有矛盾，這樣的尼采似乎更趨向薩德，甚至希特勒。這除了他們深受當時法西斯主義橫行的曆史處境的刺激，深受被法西斯主義歪曲了並當作幌子的尼采解釋模式的“強橫式解釋”的影響，尼采思想理論本身的複雜性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對待啟蒙的態度，尼采的確是處於一種合理化理解與極致性理解的困囿之中，有一定搖擺傾向的。
啟蒙的合理限度對於哲學是個敏感而麻煩的問題。在人們的印象裏，尼采是一個推崇徹底啟蒙的人。“通過其自我反思將啟蒙運動徹底化，從一開始就是尼采的籌劃的核心。”②徹底化的啟蒙還有沒有一個合理性界限?尼采推崇的啟蒙有沒有走向極致與極端?特別是在《紮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成書後，尼采寫作的目標對象已不是普通人，而是未來哲學家後，尼采尤其給人以走向了極致、極端的印象。在很多場合，尼采反對柏拉圖式的啟蒙，反對那種為了避免蘇格拉底的命運讓哲學臣服於高貴的謊言之下，保持一個形而上學的崇高世界，以利於民眾和當局對既定秩序的維護的做法。尼采試圖揭穿一切真相，相信世界本來是非邏輯、非進步、永恒輪回式的，相信身體、肉體、意誌、情感相對於精神、理性是根本的，以便解除一切套在人身上的鎖鏈：“尼采以徹底啟蒙的**探討了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主題，以便人類能全部或者至少部分解脫身上的鎖鏈。”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