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哲學有無近代啟蒙意義，是貫穿整個20世紀戴震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一關涉戴震哲學思想性質問題的研究，在20世紀後半葉又衍生出新的問題：戴震究竟是唯物主義思想家，還是唯心主義思想家？如果是唯物主義思想家，又是什麽樣的唯物主義思想家？這關係到戴震哲學思想定性問題之爭，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三種主要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戴震是中國18世紀重要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如周輔成認為，戴震是一位具有“理性主義”與“人道主義”精神的思想家，“是中國哲學史上具有最鮮明的唯物主義色彩的啟蒙思想家”[102]。1980年，王茂在《戴震哲學思想研究》一書中做了如下闡釋，戴震在社會哲學方麵，已經“具有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那種人本主義的性質和內容”，他的哲學是“自覺地與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相抗爭的一種新的、啟蒙的哲學”。[103]通過對理學演變曆史的考察，蒙培元認定，戴震“是一位真正的啟蒙主義思想家”，“戴震完成了王夫之所沒有完成的任務，正式宣告了理學的終結”，人性學說是戴震在哲學上的最大貢獻。[104]
對於何為“啟蒙”的哲學判斷標準及在何種意義上具有啟蒙意義等兩個問題，以蕭萐父先生為代表的珞珈學者提出了比較係統的看法。蕭萐父先生本人認為，要審視一個思想家的哲學有無啟蒙意義，其重要標尺在於看它是否“與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相適應”，是否“反對中世紀蒙昧主義”，即必須從“作為封建舊製度崩解的預兆和新思想興起的先驅這一特定涵義來確定它的使用範圍”。[105]許蘇民認為，戴震對知識的積累與對真知的探求、追求真理“必空所依傍”、抨擊“以理殺人”的作為專製統治思想的程朱理學，從這幾方麵看，戴震學說具有“無可爭辯”的啟蒙意義。戴震自覺以啟蒙為己任的學術進路，使得他在本體論與人本主義上以理性啟蒙為特色，認識論和知識論上為知性啟蒙，倫理學與情感哲學上為感性啟蒙。筆者本人認為，肯定人的基本物質欲求，要求將抽象的道德價值原則建立在具體的感**基礎之上，是嘉靖、萬曆以來早期啟蒙思想者的“一貫思想”，這一思想“一直延續到18世紀戴震等人的思想之中”。從李贄的“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中經王夫之的“天理寓於人欲之中”，最後到戴震正麵展開對宋明理學所構造的舊的天理觀念的批判，明清三百年的早期啟蒙思想對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中世紀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基本上“走完了一個邏輯的過程”，即“破壞、調整、徹底地揚棄與解構，將舊的‘天理’觀念解構之後，創立新的‘分理說’，從而在理論上宣布了宋明理學‘天理’觀念的死亡”。[106]具體來說，戴震哲學的啟蒙意義從三個方麵得到了展開。一是揭示舊的天理觀在理論上的缺失。二是從舊的天理觀的實踐危害性入手，進一步批判舊的天理觀的理論危害性，要求人們揚棄這一理論，選擇新理論作為生活的指導。三是要求以常識理性代替理學家所設想的高調倫理，要求倫理理性回到日常理性之中，並表現出要將倫理與法律分開的朦朧意識。將由宋明理學顛倒了的物質生活與道德倫理的關係，重新顛倒了過來，使新的道德、倫理原則奠基於人類感性的物質生活的堅實基礎之上，從而在理論上為人的現實功利追求提供了一個相適應的新道德新倫理原則，並為其行為的合理性進行了理論的辯護。[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