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後期，伴隨著西方現代哲學很多新思想大量湧入中國，在戴震哲學研究領域裏也出現了新的視角。從語言哲學、解釋學的角度對戴震經學方法論進行現代詮釋，是20世紀後半葉戴震哲學思想的新進展。
20世紀後半葉的明清哲學研究，比較一致地看重王船山哲學，並特別突出了其哲學對近、現代哲學的影響力，而對戴震哲學的評價則有相反的觀點。20世紀50年代以後，侯外廬則比較低調地處理了戴震哲學的現代意義，馮契、蕭萐父等學者都對王船山哲學推崇備至。海外華裔學者成中英等人則比較肯定戴震哲學在儒家係統內部的方向性的轉化意義。他們認為戴震所代表的儒家是第四階段批判性的儒家，將戴震與章學誠看作清代學術與思想的兩麵旗幟，將戴震看作儒學由“尊德性”到“道問學”的遞嬗過程中的代表性人物。然而，受其自身學術關注點的限製，對戴震學術在清代同輩和稍後知識群體中的廣泛影響力，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因此，戴震在“乾嘉學術”中的影響力，以及通過“乾嘉學派”而對20世紀中國哲學思想與學術所發生的巨大影響力，一直是個暗而不彰的精神現象。隻有少數學者，如許蘇民對戴震哲學思想在20世紀的影響力做了巨大的精神考古工作，但對其語言哲學、解釋學的思想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一）關於戴震經學方法論的研討
孫以昭較早地注意到戴震哲學的方法論問題。他認為，戴震的治經方法的取向是由小學而經學，最終才進而探究哲理。具體如下：第一，從文字訓詁入手，故訓為義理服務；第二，要用綜合研究的方法，即不但要具備文字訓詁、名物製度等方麵的深切知識，就是對天文、地理、曆法、測算也要有一定的研究；第三，必經“三難”即“淹博”“識斷”“精神”三個階段；第四，實事求是，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經學方法論之有益因素如下：第一，提出了“明道”的理論，敢於對“高踞廟堂”的宋學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二，強調語言文字作為基本功的重要性，批判了宋學“鑿空”“輕恁胸臆”的空洞說教的虛妄；第三，指出綜合研究的必要性，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博”與“專”的關係；第四，“三難”的提法，說明其對理論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認識，而且他自己也是付諸實踐的；第五，“實事求是”敢於打破傳統的見解。戴震有時過分強調故訓，忽略了思想的闡發，且有將經學神秘化的傾向。學說仍以經學為主。考據方法還是煩瑣的，基本上用的是形式邏輯的歸納法，他隻能枝節地說明單個孤立的具體事實，還不能進一步做出曆史的闡述。[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