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角度研究戴學，是20世紀後半期以來的一種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許蘇民用巨大的心力，以生動的個案研究再一次揭示了戴震與中國思想和文化的關係，證實了中國近代思想具有自己的內在傳統，從而加強了20世紀上半葉明清思想史研究的一個著名論斷：從萬曆到“五四”，是一個同質的思想解放過程。
（一）哲學史研究的“泛化”與“純化”的結合
正確處理這種哲學史研究的“泛化”與“純化”之間的辯證關係，可以從大的方麵進行宏觀闡釋，更主要的是可以通過廣泛地發掘史料，從細節方麵突破一些問題。如許蘇民引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所載，戴震記其祖先不怕鬼的故事，以說明戴震性格中“不怕鬼，不信邪”的堅韌的一麵，頗有說服力；又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輯出戴震對徐光啟的《幾何原本》研究的資料，以此證明戴震思想中所包含的西方科學思想，言之鑿鑿，皆發以往戴學研究者所未發；又對戴震死因提出了質疑，亦屬有根據的懷疑，可供學術界繼續探討。
（二）戴震哲學的理論旨趣及產生的時代背景
在一批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分析研究的哲學家、哲學史學家中，張岱年先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他認為，戴震是“清代中期的卓越的唯物主義者”，在《原善》《疏證》中闡明了“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銳利地批判了程、朱與陸、王兩派的唯心主義思想”；相比王夫之而言，“戴震的唯物主義學說蘊含著反抗專製暴政的實質。他們都是同情人民的進步思想家”。[159]
周兆茂認為：“生活於十八世紀的戴震，建立了‘氣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唯物主義氣本論的哲學體係，恢複了唯物主義哲學的權威；在倫理觀上，提出了‘絜情同欲’的進步倫理思想，批判了程朱理學‘存理滅欲’的反動謬論；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麵，戴震對封建專製製度的腐朽與黑暗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批判。”[160]戴震在唯物主義一元論的基礎上，從自然觀、認識論和倫理觀等方麵，對程朱理學展開了全麵的猛烈的批判，由此進一步揭露了其“以理殺人”的反動本質，從而把我國自宋明以來的反理學鬥爭，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戴震的唯物主義和進步倫理思想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產生過重要影響。[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