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震看來，天道與人道的區別在於：“在天道不言分，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7]，戴震的意思是說，天道運行是自然的，不講分別與差異。而人道則要講究分別、差異，甚至是“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因而要講“分理”，這樣，人倫的關係才能變得更清晰、更有秩序。但是，天道與人道又有內在的聯係，這種聯係是通過人的能動性——“繼之者善”的社會行為來貫通天人的。“《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8]
此段文獻中所講的“必然”，即今天倫理學中所講的“應然”。但戴震從理論上相信人倫具有某種客觀性，尤其相信儒家的“五倫”具有不得不如此這樣的必然性，故稱之為“必然”。而他將人性之性看作“自然而然”的實有性，必須受善的“必然”法則的規範與約束。就此點而言，他的人性論思想接近曆史上的告子、荀子從自然性的角度規定人性的哲學思路，屬於孟子一係所謂“義外”論者。然而，戴震又十分重視人性中“心知”的先驗性，認為通過長養人性中的心知，可以讓人性提升到神明的境界。故戴震堅決維護孟子的性善說，批評荀子的性惡說。因此，對於戴震的人性論思想，我們既不能簡單地說其是與告子、荀子一係的，也不能簡單地說其就完全等同於孟子的性善論。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因為戴震的人性論思想中有告子、荀子的思想元素，就推論說戴震不重視道德、倫理。更不能像熊十力所說的那樣，清代以後社會風氣的敗壞、道德的淪喪與戴震提倡的倫理學思想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