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關於戴震與乾嘉學術、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能夠從語言哲學的角度研究戴震哲學的論者還屬於少數。李開在《戴震評傳》中展開了這一研究，但並未由此看到這種語言哲學的出現對於整個清代哲學的轉向意義。我們則從中國哲學發展史的角度，著重考察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者從語言學角度來思考哲學問題的方式。這一新的哲學思考方式開創了中國哲學的新轉向，形成了不同於宋明理學，甚至也不同於明末清初的“後理學時代”的哲學形態，使中國傳統哲學初步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明晰性；在追求先秦儒家經典原意的曆史還原主義的旗幟下，展開了對先秦儒家經典，進而擴大到對先秦諸子典籍的文本考察，對於重新認識、理解先秦經典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一哲學運動雖然並沒有帶來19世紀後半葉中國哲學形態的新變化，但由這一實證哲學精神所培養起來的“求真”“求實”“求是”的精神，為中國人培養近代的科學精神提供了自己的文化土壤。其中，以戴震為代表的哲學家群體，還為新倫理學的建設提供了思想的資源。當然，由於這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是以對先秦儒家經典的研究為起點的，而且其理論目標帶有鮮明的複古主義傾向（盡管戴震本人是托古言誌），因此，其理論上的自身矛盾及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語言雖然能夠通向道，但畢竟不是道本身。經典中蘊含的思想雖然可以通過語言來把握，但對經典中的思想研究也不完全是一個語言問題，其中應該還有言說者的社會背景、個人背景和說話意圖等非語言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是不能簡單地通過語言分析來把握的。盡管戴震的理想是通過語言、製度、名物、訓詁的綜合研究來把握經典的原意，但即使如此，人文學的研究還有超越這些實證方法之外的東西。而戴震本人對儒家經典中理、天道、道、性、命、仁、義、禮、智、誠、權等概念的定義與解釋，也並非如自然科學那樣，具有絕對的確定性。恰恰相反，這些解釋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戴震本人的理想，並不具有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樣具有客觀性。所以，我們在看到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者所開創的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並未完全取代其他哲學家的思考，也不可能取代其他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從事哲學思考的工作。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曆史文化學派對戴震及其學派的批評，在很多方麵都是相當中肯的。我們在有關章學誠的一章裏將討論這些問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