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法分析
在討論何者為“道”這一哲學形上學問題時，戴震首次引入了語言學的分析方法，通過對古代漢語中兩種謂語動詞“之謂”與“謂之”在句子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重新闡釋了古典哲學眾多命題的意義。《易傳》中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一著名的哲學命題。程子對此兩句話的解釋是：“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隻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朱子對此兩句話的解釋是：“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程、朱二人的解釋可以說是一種哲學的解釋，即從自己的哲學體係出發對古典哲學命題給出新的解釋。戴震從自己的“氣化即道”的唯氣論哲學體係出發，不同意程子、朱子的解釋。然而在他所處的時代，程、朱哲學是官方哲學，不容置疑。戴震不能直接說他們講錯了，而是借助語言的分析，以說理的方式來重新解釋傳統哲學中的核心概念——道，從而為自己的“道論”思想尋找經典的與語言學的支持。他在《孟子字義疏證·天道》中說：
氣化之於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謂，非氣化之謂。《易》又有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直舉陰陽，不聞辨別所以陰陽而始可當道之稱，豈聖人立言皆辭不備哉？……古人言辭，“之謂”“謂之”有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為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謂也，道也者率性之謂也，教也者修道之謂也；《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為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如《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非為性教言之，以性教區別“自誠明”“自明誠”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非為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其形而上形而下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