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文字入手理解語言的意義
與宋明理學從哲學思考路徑出發來重新詮釋儒家經典的致思方法不同，戴震是直接從文字訓詁與語言分析入手來重新解釋儒家經典的哲學意義的。他在23歲時寫作《六書論》一書時就基本上形成了其哲學思考的獨特路徑。《六書論》一書現已失傳，今從其序文仍可以看出基本思想。他認為：“自昔儒者，其結發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文是也。……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歧以異端。”然而自漢以後，“世遠學乖，罕睹古人製作本始”，導致了對經典理解的偏差。所以戴震特別強調學者要明白“文字”製作的原理及其對理解經典的重要性。他說：“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20]
上述引文的意思是，戴震試圖從文字的發生原理出發來把握文字的意義，進而通過文字去理解古代的語言。他甚至非常誇張地說道：“六書廢棄，經學荒謬，二千年以至今。”[21]從而將他之前的經學史全部否定了。他特別激烈地批評後儒（實暗指宋明儒者）不依據故訓而鑿空解釋儒家經典的方法。他說：“夫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目故訓之學不足為。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誌；而曰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22]戴震說人們不識字就試圖解釋經典，顯然是誇張的說法。他的真正意思是說，後世儒者不懂文字、音韻、訓詁學而去解釋經典，所以對經典解釋很少不把意思搞錯的。
當章學誠在浙江第一次聽到戴震的這一說法時，甚至有點目瞪口呆的感覺。由此可見，戴震實為乾嘉時代的哲學狂人。不過，從原則上講，戴震的觀點是正確的，即隻有通曉古今之異言，然後才能準確地理解古代的經典。但通曉了古代的語言是否就能真正地把握古代經典的真正意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對於此點，戴震似乎沒有做更多的論述。戴震非常重視字詞與語言的關係，所以他本人特別重視對《爾雅》的研究。他說：“古故訓之書，其傳者莫先於《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於至道。”[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