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姚孝廉姬傳書》一信中，戴震主要討論了經學研究過程中如何獲得“十分之見”的方法論，和學者應當確立“求道”的高遠目標的問題。所謂“十分之見”，即上文所講的為學當“精審”的意思，隻是用詞不同而已。而學問的“精審”，“十分之見”即指學問中包含著高度準確性的知識，與現代哲學認識論所追求的目標——“真理”比較相似。該信已經開始批評漢儒、宋儒在為學精審方麵的不足與缺失之處了。另外還旁涉學者要“深思自得”的學術個性問題，師友之道的新見解等兩個方麵的問題。這樣，他的認識論思想與師友之交的人倫問題就結合在一起了。
第一，尋求“十分之見”及其方法論的問題。戴震這樣說道：“凡仆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41]
第二，批評漢儒、宋儒“得失中判”。戴震說：“先儒之學，如漢鄭氏、宋程子、張子、朱子，其為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閎……其失者，即目未睹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42]
鄭玄、程、朱之學的兩失在於：一是詳博而不精審；二是“目未睹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歧者”。即未能認真地把一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換句話說，他們的學問均未能達至戴震心中理想的“十分之見”的境界，即“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而他們學問的“兩得”則是：“取義遠，資理閎。”戴震要求鄭玄、程、朱之後的學者對於他們前賢的學問態度應當是：“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43]由此可見，戴震既批評了漢儒鄭玄，宋儒程朱之不足，又肯定了他們學問的各自長處。可謂相當冷靜、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