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論旨趣
20世紀初期，章太炎先生率先對戴震哲學思想進行研究，並給予了積極評價。他對清初諸儒有如下認識：“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顏元，再曰戴震。顏氏明三物出於司徒之官，舉必循禮，與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為孟軻之徒。持術雖異，悉推本於晚周大師，近校宋儒為得真。”[2]章氏從曆史學的角度出發，對戴震哲學中為民請命的終極旨趣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說：“戴君生雍正亂世，親見賊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閩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幸，方告無辜於上，其言絕痛。”[3]又雲：“戴震生雍正末。見其詔令謫人不以法律，顧摭取洛、閩儒言以相稽，覘司隱微，罪及燕語。……震自幼為賈販，轉運千裏，複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為臣民訴上天，明死於法可救，死於理即不可救。又謂衽席之間，米鹽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後人視之猥鄙。其中堅之言盡是也。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節而民無癉。”[4]
章太炎之後，梁啟超、胡適第一次對戴震哲學思想進行了係統的研究。
之後，現代新儒家之一馮友蘭也對戴震的哲學思想做了少量的研究。不過，在馮氏的思想框架裏，清代哲學隻不過是宋明理學的繼續罷了，對戴震哲學的主旨缺乏真切的體認。他認為，戴震“自以辟道學家之學為己任，如孟子以辟楊墨為己任然”[6]，這一觀點其實將戴震“孟子化”了，隻能是馮氏個人思想傾向的曲折反映。
（二）方法論特色及其貢獻與不足
20世紀初，蔡元培對戴震哲學的方法論特色及其貢獻有較精到的認識。他認為：“東原之特識，在窺破宋學流弊，而又能以論理學之方式證明之。”其學說的優點有三條。第一，“心理之分析”，以“欲、情、知三者為性之原質”，與西洋心理學家將心分為意誌、情感、知識三部分相同。第二，對情欲之界限有所規定，“以人之欲為己之欲之界，以人之情為己之情之界”。第三，對善的標準之設立，“使人人得遂其欲，得達其情”。簡言之，東原之學說“其立說之有條貫，有首尾，則尤其得力於名數之學者也”。當然，蔡氏亦看出了戴震倫理學之不足。他說：“東原囿於當時漢學之習，又以與社會崇拜之宋儒為敵，勢不得有所依傍，故其全書，既托於孟子，而又取群經之言一一比附，務使與孟子無稍異同，其間亦不免有牽強附會之失。而其時又不得物質科學之助力，故於血氣與心知之關係，人物之所以異度，人性之所以分於陰陽五行，皆不能言之成量，此則其缺點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