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最早揭示出戴震倫理學中具有現代自由的精神。他在《中國倫理學史》附錄中說：“至於欲，則自來言絕欲者，固近於厭世之義，而非有生命者所能實行。即言寡欲者，亦不能質言其多寡之標準。至東原而始以人之欲為己之欲之界，以人之情為己之情之界，與西洋功利派之倫理學所謂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者同。”[11]蔡元培在分析了中國學說為何不能有大步的進展原因之後，對清初以來由黃宗羲、戴東原等人所開創的新倫理學之先聲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此所以自漢以來，曆二千年，而學說之進步僅僅也。然如梨洲、東原、理初諸家，則已漸脫有宋以來理學之羈絆，是殆為自由思想之先聲。”[12]
蔡元培之後，梁啟超進一步分析了戴震倫理學對自由與命定關係的認識，並對其自由思想之特征進行了分析（見第一章第一節）。容肇祖先生一方麵肯定戴震倫理學中包含了自由精神，另一方麵又對戴震倫理學的思想體係做了較詳細的理論分析，並指出了戴震倫理學中“以情絜情”思想的漏洞，可以說是對戴震倫理思想研究的深化。容氏說：“以情絜情的學說，是一種消極的道德。戴氏所謂‘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如果能用這以情絜情的方法去律己，當然可以免除這種弊病。”“但是如果把以情絜情的方法，應用於積極的方麵，以為施於人的標準，這是有流弊的。因為人的好惡不是一致的，斷不能以己之好惡，作為他人的好惡的標準。”那麽戴震倫理學毛病出在何處呢？容氏認為問題出在他的大前提上，即“欲出於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13]。我們可以說“人是同有欲的”，但不能說“人是同所欲的”。“‘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即所謂侵犯他人的自由，這固然是不好；而施於人以己所能受者，亦不免有時流於困苦他人的毛病。則所謂‘以情絜情而無爽失於行事’，當不易做到。”[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