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學是現代西方哲學中重要的一支或曰流派，在當代中國的漢語哲學界，有關西方解釋學著作的翻譯、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其傑出代表當然要數洪漢鼎對伽達默爾係列著作的翻譯與研究。而將解釋學與中國傳統的解經學結合起來討論，進而努力發展中國的解釋學，也大有人在，如周光慶、李清良等人。具體到戴震的思想研究而言，大陸中國學者之中，李開較早地將解釋學的思想引入到對戴震的研究之中。在《戴震評傳》一書中，李開專辟一章七節的篇幅，對戴震的“語言解釋哲學”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討論與分析。將戴震的“語言解釋學”看作他“完成從語言文字到‘通道’的全過程的方法學”，通過此方法學，“逐步達到洞察人類的心智，最終到達新理學的道德哲學”，而這一方法，是“情同可感的唯物主義方法”。[1]
李開從語言學的角度將戴震的“語言學解釋學”分成如下五個層次加以剖析，即詞義詮釋和哲學釋義、語言解釋中的轉語和因聲求義、語言解釋中的古音學、語言解釋中的今音學、語言解釋中的方言研究。就“詞義詮釋”層麵的解釋學方法而言，李開認為戴震的解釋學具有“驗之事實的實證科學精神，不僅使知識論的經驗科學上升到新的水平，而且對語義、邏輯方麵的解釋也提出了實證要求，從而使對象的解釋向真理性的認識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李開高度評價了戴震所開創的語言學解釋方法的價值與意義，認為“戴震解釋學中的實證精神和歸納方法，大大提高了語言文字學作為人文科學的科學地位”；而且，這種解釋哲學“較西方晚近僅以語言邏輯而作求真理要求的語言分析哲學高明得多”。[2]
上述李開有關戴震“語言解釋學”的具體評價是否都很妥當，可以再做進一步討論，但從解釋學的角度來研究戴震的考據學、語言學研究成果，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哲學研究的一種新的展開方式，值得予以高度的肯定。近年出版的李暢然的《戴震〈原善〉表微》一書，在外篇部分較為深入細致地闡發了戴震的哲學解釋學思想，他借用索緒爾的語言與言語相區分的理論框架，對西方古典的“解釋學循環”理論采取一反轉的視角，對戴震的哲學解釋學循環的思想做出了新的闡發。他認為，戴震的“由字以通其詞”“應該理解為從更大範圍的文本到字的歸納過程和在此基礎上從字到特定文本的演繹過程，這樣的解讀才真正深刻、準確地揭示了詮釋的過程”。[3]李暢然還以非常獨特的眼光注意到戴震提出的“淹博”“識斷”“精審”“三個靜態的境界”所深寓的“詮釋學循環之靈魂”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