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言之，就西方解釋學的發展曆史而言，大體上有一個以《聖經》為核心的經學解釋學到現代哲學解釋學的發展過程，而中國傳統的注經學大體上也是一種中國式的經學解釋學。如何由中國傳統的經學解釋學發展出現代的經典解釋學，應當是當代中國本土的漢語哲學所要嚐試的一種哲學的創造性轉化工作。此處探討戴震的經學解釋學及其活化，即試圖通過對戴震經學解釋學原則的歸納與研究，嚐試將其經學解釋學向經典解釋學轉化，再向文本解釋學的方向加以轉化，進而將西方的哲學解釋學與中國本土的解釋學思想資源結合起來，逐步形成現代漢語的經典解釋學與文本解釋學。故筆者的研究視角與李開、李暢然的研究視角不盡相同，基本上是在李暢然所理解的古典的解釋學循環的意義[5]下來展開對戴震的經學解釋學循環的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