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訓詁學或語言學方法與局部、整體之回環
戴震經學解釋學的第一層次內容，就是語言層麵的釋義。而在語言層麵的釋義不同於傳統經學的文字訓詁，就在於其語言層麵的訓釋包含著對具體經文文本的整體精神（即道）的把握，以及作為經文而存在的整個經學文本的核心精神之把握，不是具體語句或局部意思之疏通。戴震是這樣陳述自己的經學解釋學的形成過程的：
仆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睹古聖人製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17]
從解釋學的角度看，上述引文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說，儒家的經文文本中最核心的內容或精神是道。如何能夠把握經文文本中的“道”呢？那必須要通過對構成經文文本的文字、語言進行理解與解讀。其二是說，僅僅靠單獨的字義、語句的文字、語言的解讀，還不足以把握經文文本的深刻意思。首先要將經文文本的一個字的意思貫通到群經的文本之中，然後還要考察文字在造字之初的本義，最後才有可能正確地把握經文文本中的道。而正是這第二層意義，構成了戴震經學解釋學中第一個層次的語言、文字層麵的“解釋循環”。
因此，上述的經學解釋之循環可以包含兩層三個環節的經學解釋的循環，第一層是字、語言到道，與由道來理解語言、文字的循環。沒有道為指引、為統領的訓詁、語言解讀，隻能是破碎的，無意義的經文解釋方式。對於此點，戴震有明確的批評，甚至有非常不恰當的說法，認為訓詁、考據的學問如果不與“求道”的目標發生內在的關聯，就是抬轎子的轎夫，而隻有求道的行為或求道的人，才是坐轎子的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