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半葉的學者和哲學家從各自的學術立場和哲學傾向出發，對於戴震哲學思想的曆史貢獻給予了不同的評價。
馮友蘭從現代儒家的立場出發，以宋明儒學的思想為準繩，對清代哲學的整體成就評價不高，認為清代哲學隻是宋明理學的餘緒，他們在個別問題上雖有一些新見解，然而在整體思想框架上未能跳出宋明儒學的宏規。他在1946—1947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用英文寫作的《中國哲學簡史》中，對清代哲學隻字未提。即使在他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中，清代哲學所占的比重亦很小，戴震隻占其中的一節。在這一節中，馮先生著重介紹了戴震哲學中的道、理、性、才四個概念，然後分析了戴震哲學的“求理方法”，戴震對人性善惡來源問題的看法，戴震與荀子和宋代理學之關係。基於以上幾個方麵對戴震哲學的認識，馮先生對戴震哲學的成就及其曆史地位做出了如下評價：“由上所述，吾人可見東原之學，實有與宋儒不同之處；但東原未能以此點為中心，盡力發揮，因以不能成一自圓其說之係統。此東原之學，所以不能與朱子、陽明等匹敵也。”[19]這與胡適、梁啟超二人對戴震哲學成就及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的評價大相徑庭。
20世紀上半葉，除上麵幾位係統的研究者之外，像劉師培、王國維等人對戴震學說的曆史貢獻及其不足亦給出了自己的判斷。處在革命時期的劉師培對戴震的“達情遂欲說”做了肯定性的評價。他說：“孰意宋儒倡說，以權力之強弱定名分之尊卑，於是情欲之外，別有所謂義理、三綱之說，中於民心，而君上之尊，遂無複起而抗之者矣。戴氏此言，本於《樂記》，力破宋儒之謬說。孔門恕字之精義，賴此僅存，不可謂非漢學之功也。”[20]
王國維在中西比較的宏觀背景下，曾對戴震哲學中“理”字的哲學意義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他對於“理”字有如下認識：“於形而上學之價值（實在）外，兼有倫理學上之價值（善）。其間惟朱子與國朝婺源戴氏之說，頗有可味者。”[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