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啟超的戴震哲學思想研究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把明清三百年學術與思想作為一個特殊的思想史單位來研究，乃始於梁任公[29]。當年，這位“新思想界之陳涉”[30]，為蔣方震《歐洲文藝複興史》一書作序時，因一發而不可收，寫出了《清代學術概論》（1920年10月），三年之後，又寫出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3年冬—1925年春）講稿，明確地把明末（1623年）至清末（1923年）這三百年作為一個特殊的思想史單位，將其本質概括為“道學的反動時期”。而在研究清代學術史的過程中，將以戴震為代表的清代學術“正統派”看作清代學術的全盛期，並高度評價了戴震在清代學術中的崇高地位及其對清代學術的巨大的貢獻。他說：“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又說：“戴氏學術之出發點，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這種精神即“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眾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既得間，則層層逼拶，直到盡頭處；苟終無足以起其信者，雖聖哲父師之言不信也。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31]。梁啟超甚至認為，戴震所著的《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意欲“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雖辭帶含蓄，而意極嚴正，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32]在1924年所寫的《戴東原哲學》一書中，初步係統地考察了戴震哲學的曆史背景及其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以及戴震哲學的內在結構，並在比較哲學的視野下闡述戴震哲學的自身特征及其所具有的現代意義，開辟了戴震哲學研究的新方向。
（一）“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梁啟超對戴震的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