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世哲學”視域下的戴震與清代學術研究
由於受西方學術與曆史觀念的影響，20世紀以來關於中國曆史的分期問題，在學者之中一直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因為曆史分期而引發出的哲學史、思想史分期，是廣義思想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陳啟雲先生在《中國曆史分期的觀念》一文中列舉了中外若幹種曆史分期觀點，其中涉及“近古”與“近世”概念的有：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將自唐末到清末的一千餘年稱作“近古”；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將明至清末（1368—1911年）稱作“近世”；章嶔的《中華通史》將五代至明末稱作“近古”，清以後稱作“近世”；王桐齡的《中國史》稱宋、元、明為“近古”。[61]最近，陳來教授也接受“近世”的概念，將北宋以來的新儒家思想稱作近世思想，著出了《近世思想史》的皇皇巨著。本節著重分析胡適在“近世哲學”的視域下，對戴震與乾嘉學術研究的觀點。
1.“近世哲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
胡適有關中國“近世哲學”的觀念，早在他寫《中國哲學史大綱》時就已經形成。他將中國哲學史分成三個階段：古代哲學、中世哲學、近世哲學。而所謂“近世哲學”，其內涵主要是指“印度哲學在中國，到了消化的時代，與中國固有的思想結合，所發生的新質料，便是中國近世哲學”[62]。從時間上看，主要是指北宋至晚清時期，近千年的曆史。
後來，胡適一直沿用這一曆史學概念，隻是在具體的場合下，他對“近世哲學”的具體解釋稍有出入。在《戴東原的哲學》一書中，胡適將自北宋至明末的近七百年的哲學，稱為“近世哲學”，將這一階段的思想史稱為“近世思想史”。此處的“近世哲學”隻包含了近七百年曆史，清代學術沒有包括在其中。但在《中國哲學史綱要》一文中（該文原係英文，發表於1942年10月的《亞洲雜誌》），他又說道：“而近世這一時期，則為中國理智複興時期；這一時期，遠從第十世紀大規模的刊印書籍，以及第十一世紀、十二世紀新孔子學派起來的時代起，一直延長到我們這個時代。每一時期，都占了將近千年的光景。”[63]其他地方，關於“近世哲學”的時間跨度問題還有一點小出入，如胡適又將近世哲學分成兩個時期：一是“理學時期——西曆1050至1600”；二是“反理學時期——1600至今日”。[64]但大體上是指北宋自清代，有時延伸到現代的近千年曆史時期的哲學或思想的曆史。